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族群都认同自己是汉人,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因此汉朝对中国的意义便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将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融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为什么别的朝代不能做到这一点,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还一直称自己为汉人? 这在于,汉人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汉人和欧洲族群的概念是相当不一样的,犹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等都以族群、种族、血统来界定,而汉朝却是以文化来定义的,所以才能一直维持到今天。 从刘邦到吕后再到文景二代,最初的动荡不安尚未融铸成一个具体的朝代。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显现汉朝之所以为汉朝的特点。 首先是政权的整合。政权从一个武装集团共有逐渐转变成各地人才都可以加入统治集团。汉初,丞相只有功臣可担任,非侯不能担任丞相,非军功不能封侯,因此只有功臣的子嗣才能封侯。后来逐渐转变成公孙侯可以布衣封侯,文人也可以封侯做宰相。 汉朝的察举制度经董仲舒等人努力,使全国的人才进用到中央,也使全国人才分散到各地担任统治工作。每个郡都有一定的配额,每个地区的人皆可加入国家的统治集团。察举制度的建立,打下了政治统治集团的基础。察举制度选出的人才要回避本籍,不能到原籍担任地方官,如此可规避地方派系问题。这个制度开启了中国科举制度几千年的传统,使汉朝从封闭的功臣集团统治转变为全国各地的精英共同统治的局面。 其次是经济网络的整合。在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城市化,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各地有各地的货币,如北方的刀币、东方的布币、南方的元、西方的钱。当时秦国的货币叫做钱,楚国的叫做元,齐国的叫做布,燕国的叫做刀。货币没有统一,加之各地有各地的物产、风俗习惯,所以各地的市场也没有真正被整合为一个市场,产品在城市生产。当时第一级的城市约有七八个,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产单位,手工业在街坊里进行,不在农村。因此全国城市发展的手工业基本上只供应各国疆域内所需,自己销、自己运,并没有被整合为共同的市场。 汉武帝时代,因连年对外战争,须征收大量税收以维持公共工程及防御的需要。为防止逃漏税,汉朝采取了最严酷的征收办法,密告逃税者可得到没收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全国告密成风。这就破坏了工商业机制,故生产事业只好转入农村。 在农村生产须有集散功能,因为农村工业产量不大,物品集散的机制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织成了全国经济交换网,这使得中国经济被整合为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海运通行以前,中国的经济网络是国家得以统一的重要因素。 再次是文化方面的整合。在文化方面,通过察举制度,各地精英都汇集到中央,而中央又有学校。在汉成帝时,博士弟子约有3万人,他们学成后回到各地教书,这是文化上儒家的统一。虽然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学说,但在中国统一尚未完成时,有些学者已经在做文化上的整合,如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淮南王刘安编《淮南子》,董仲舒编《春秋繁露》,汉代司马迁作整体历史的构建工作……这些成果共同构成了跨时代、跨地域的文化大格局。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三个层面兼括并至、无所不包的大系统才使得汉朝文化能够兼容并蓄,各地不同的人群愿意留在这个大系统中,也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汉人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