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教育“官二代”，历来就备受关注。古代有见识的官员，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都有严格的家训，都期望后代都能成才，知书达理，以维系良好的家风，延续家族的良性发展。

　　重言传，更重身教，力戒儿孙奢靡浪费

　　宋代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北魏贵为司空的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条熊皮做的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儿辈们见父亲这样，也都自觉地勤俭节约。皇帝派人编写歌词称颂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号召全国的干部都来学习崔浩的慧智和长孙道生的清廉。
　　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曾任宰相，临终时交代儿子：“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行了，不要过于高大宽广；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椁，那样太浪费了；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无疑是对儿孙的一种言传身教，在旖旎繁华、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俭朴平实、不尚浮华，绝对也是有益世风的正能量。
　　封建时代，皇帝是最大的官。《续世说》载，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朝廷一改官场奢靡之风，提倡节约简朴。一天，唐文宗的女婿韦处仁戴着条漂亮高档的夹罗头巾来见他，皇帝老丈人说：“由于赞赏你家世代门第清高素雅，不尚虚华，所以才把公主嫁给你，像这么豪华贵重的头巾，不适合你啊！”驸马从此不敢再用高档奢华的衣饰，转而将精力放在学业上。
　　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得皇帝信任。他常对儿孙说：“我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40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到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全身上下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边说还会边拿出箭头给儿孙们看，以教育他们不要奢侈浪费，要学会进取、吃苦。后来，他的儿辈们都成为颇有作为的大臣。荣，深得时人称颂。

　　深知子孙才分有高低，但必须读书明理

　　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其实，在古代实行以科举选拔人才为主的制度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的官员都非常重视后代读书，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家庭教师。

　　不许儿辈出入公门，不许乘车，要做善事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长期回不了家，所以，古代官员的“家书”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式。
　　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记载，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出行上，不许儿辈“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产业上，要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等等。并且，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此外，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也要经常接济等等。
　　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官至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的陈宏谋，在清代广西籍官员中职位最高，政绩卓着，在民间影响很大，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着述甚丰的学者。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教育子孙后代要珍惜劳动所得，不要铺张浪费，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他人。
　　众所周知，《曾国藩家书》极其有名，近1500封书信，其中很大篇幅是曾国藩教育儿辈读书、做文、做人的文字。譬如，在家书中，曾国藩一再表达：“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这对曾氏后代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