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初三，当莆田的其他地方还在紧锣密鼓地为第二天的过大年做准备时，黄石镇的江东村就已早早地拉开元宵节的序幕。在村中供奉有唐玄宗及梅妃的浦口宫里，村民们在神像前的长方香案上，用桔子叠起了金字形高塔。这样的桔塔共有十三座，塔身上都张贴有喜庆吉祥的红纸挂幅，塔高从两侧到中间逐渐递增，最中央的那座直抵庙堂的正脊。据介绍，桔塔的数量是根据清朝道光年间浦口宫重修时募捐的多少而定的，而桔塔的寓意除了象征唐室皇家的威严庄重之外，还寄托着世世代代的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无独有偶，在每年正月十六，涵江的延宁宫都要垒起一座三米多高的八角形蔗塔：村民们在将甘蔗去皮后，又进一步将其削成上万块厚度仅有一至两厘米的蔗块，然后自下而上逐层堆砌；塔中还会间杂一些被染成红色的蔗块，当大功告成，这些红色蔗块就会呈现出“上元祈福”的字样。通常这项浩繁的工程要花耗至少两天时间，如今，“延宁蔗塔”这一濒临失传的民间工艺已被收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在同一天，位于市区东里巷的黄滔祠，黄氏族人们正用南瓜、方糕和柑橘等三座供品塔献祭祖灵，欢庆元宵。700多年来，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完好的传承，塔身层叠直上，他们科甲鼎盛、子孙成群的愿景也随其绵延不息。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重要节日，民间更是有“上元赐福，中元赦罪，下元解厄”的说法。这一天，人们会在各自家中吃元宵，赏花灯，并祈祷新的一年顺利平安。而在莆田人的语境中，元宵的内容又被极大地丰富了，在从正月初到二月中旬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各镇各村的莆田百姓在不同的日期，通过五花八门的活动，延续着宋元明清薪传至今的莆阳遗韵。其活动规模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参与人数之多、表现形式之繁、辐射影响之广均堪称全国之最，难怪早前就曾有大小媒体不约而同地将莆田人过元宵形容为“百姓狂欢节”和“民俗博览节”。
　　莆田人闹元宵主要以菩萨巡游为主：古时候，这里的每个行政村都建有一个社，供奉的社公被称为“尊主明王”；而每个行政村下辖的自然村则叫做“境”，各境亦有着各自的守护神。莆田的元宵正是发轫于封建时代的迷信活动，并在参与者的智慧及在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民俗文化。根据规格大小，它可分为“元宵”和“总元宵”：前者即各境居民抬出神只绕境出游；等各自忙活完毕，再联合起来大闹一次，即是“总元宵”。
　　麟山宫是仙游枫亭镇上的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正月初六过后，宫里都会选定在一个日子，启动由远近乡亲组成的万人大巡游；整个活动前后持续三天，足迹遍布该镇的三十八个自然村，而游行期间夜里驻跸的村庄也是每年轮换，周而复始。在城厢区华亭镇的西许村，每年二月中旬，村里的安仁社也会召集村民，一同到周边的西许、万坂、郊溪等七境巡游赐福。数百年来，总元宵中守序礼让的合作方式，让生活在一起的异姓族人们能够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并肩走在寻梦的道路上。
　　根据地域不同，莆田内陆及沿海的元宵闹法也是各有千秋。高坂宫位于仙游西乡平原上的大济镇龙坂村，每年正月初六，元宵队伍都会不辞辛苦，沿着蜿蜒的山路登顶附近的最高峰——双桂岩，并在山巅的双桂岩寺兑取火种，以祈求来年全村兴旺。与内陆相比，海边的元宵节则更显狂野，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南日镇的浮叶村。正月十八那天，自村内安乐社整装出发的游行队伍在绕境完毕后，会接着往海边挺进，年轻力强的青壮年们，开始在令旗的指挥下抬着神轿冲入大海，在潮头疾驰奔走；而滩涂上人山人海，喝彩声此起彼伏，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是如此深信，在虔诚和勇气的护航下，来年的生计也必将是出海平安，归港满舱。
　　根据巡游时间，莆田的元宵又有着日游和夜游之别。在白天，村里的男女老少会身着古今中外的各式服装，或持着旌旗仪仗，或敲奏锣鼓笙箫，或守着香炉銮驾，或扮演戏剧人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相传，古代的莆田人丁偏少，两境之间的互访常要走上好几个时辰，于是前人就想到了以行脚流动的方式来促进交流；与这个风俗一同流淌着旧年基因的，还有游行队伍中的各式行当：源自南北朝的舞龙舞狮，始于隋唐的九鲤舞，肇自北宋军乐的十番八乐、车鼓队，以及衍于明朝戚家军的火铳队等。
　　夜里的游行，自然是离不开灯火的；也正因灯火，夜游才更具观赏性。一般情况下，百姓们会抬出印有各自姓氏的灯笼，彼此衔接，串成长队，宛如一条巨龙，隐隐约约，明明灭灭，穿行在莆阳大地的山川沟壑间。在此基础上，聪明的先人们会对灯具进行一些改良和创新，譬如在每年正月十三至十七的枫亭游灯中，以白萝卜为材料的菜头灯、用竹片和布条制成的蜈蚣灯等，都是历史悠久，渊源深厚，因此枫亭人的元宵习俗得以跻身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游行中的现代元素也日益凸显，LED灯管早已取代了火烛，各种政策方针标语也频频出现在队伍之中。
　　莆田城区的夜游则多少带着些文艺范：每到正月十六，长寿社就会在兴化府老街里挂满红色灯笼，游人漫步其间，大有置身秦淮两岸的怀旧感；正月十八，阔口社区的住户会联合抬灯绕城，名曰“圈灯”；正月廿九，虔诚的香客们会纷纷来到文峰宫门口，通过点烛山和烛船的方式，祈求来年阖家平安。
　　还有些地方的夜游，是与火为伍的，它们被称为“跳火”或“摆棕轿”。 棕轿是一种由竹子和草叶制作而成的轻轿，通常绑定着小型神像，且仅有两条抬杠，一左一右，一前一后，方便两名司轿抬着它们进行火焰上的舞蹈。住在涵江囊山脚下的梧塘松东人，将每年的正月十七当作了一个重要的日子，他们会在这天去广场堆起一座一人高的柴墙，并将其点燃；而后，村里的年轻人会打着赤脚，在锣鼓及同乡的鼓舞声中，抬起神轿一遍遍地冲入火海，将莆阳人民的神性、野性和血性融于一体。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莆田人的元宵习俗也随着子孙的辗转迁徙扩散到更远的疆土。出生于1993年的茂名青年许晓彬，已经不止一次参加过村里的“年例”活动了。在他的故乡茂名市电白区（原电白县）电城镇马槛村，居住着自南宋时就已从兴化府珠玑巷迁居而来的莆阳许氏后裔；每年正月廿四，村民们都会将神像从村中的山海殿请入祠堂，然后开始巡游，正如粤西地区不计其数的莆裔村庄所进行的那样。不仅于此，在粤东同样有着大量莆田移民的潮汕地区，其每年正月至二月期间所盛行的“闹热”活动，也都能从中看到莆田元宵的影子。
　　时光荏苒，在光阴面前，所有的坚守都令人敬畏。莆田的元宵节因其厚积的宗教因素及浓郁的迷信色彩，让人还能从中感受到一些仪式最初的庄严和肃穆；在我看来，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僮身和傩舞了。
　　僮身，意即神灵“附体”——究竟附体与否，都在其次，关键是这其间的神圣嫁接，让凡人与信仰之间的距离变得触手可及，也让弥足珍贵的敬畏之心得到了清洗。在人们不再轻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年代，“阴阳燮理，善恶有报”的价值观也一度受到冲击，至奸至恶大行其道，僮身的角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规避和劝诫。在涵江的不少地方，都有着僮身“吃花”的习俗：被选中的僮身赤裸着上半身，任凭一支支焰火喷射在他们身上，最终也都毫发无伤。白塘与黄石两镇交界的镇前、下江头等地，曾是戚继光福建抗倭三大战役之一的林墩古战场旧址，当地的元宵习俗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戚家军为鼓励民众习武抗倭而兴起的僮身“打铁球”节目：僮身们被请上刀轿，挥舞着一到多个消毒后的流星尖钉锤，锤面不住敲打后背数百次，尽管鲜血淋漓也面不改色。在正月十九的莆禧千户所古城，来自城隍庙的僮身徒手攀上一架足有四五层楼高的刀梯，最后坐在最顶端的那条刀刃上，往下方的围观群众抛洒铜钱，赐予祥瑞；异曲同工的还有，在个别年份的正月十七，位于三江口的鳌山雁阵宫每六年都将举行一次规模空前的爬刀梯活动，身着不同颜色法服的僮身们一律由青壮男子扮演，他们或翻滚腾挪，或缘梯直上，在由刀刃拼成的狭窄的阶梯之间变换各种身姿，直至到达梯顶，替神灵巡安远处的海面……
　　在莆田几乎所有的庙宇内，都能找到五彩斑斓的壁画，壁画的内容也多为班伯、皂隶和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等形象。他们是中国封建司法与神话迷信结合的产物，将其从墙壁上请入人身，以重温一些早已佚失的仪式，便是傩舞：其中班伯因数量有八个，又称“八班”，手持各式刑具，负责站堂，山呼“威武”，令人联想起古代的衙役；皂隶是捕快的化身，共有四人，一律身着黑色公服，头戴狰狞面具，鬼脸朝上，出游时会捧着一方两面分别印有“进香”和“参谒”字样的神牌，相互配合，轮流完成相应的肢体动作；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等鬼卒则充当起禁卫军的角色，手持各种兵器，面涂脸谱，人数众多，肩负着驱邪和巡瘟的职责，被称为“十刑”或“十禁”。三种角色个性明显，分工明确，共同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安宁。
　　有一回我曾看过这样一份史料：在清至民国期间，莆田诸多村庄时有因元宵线路对冲而引发械斗，死伤无数。因当时矛盾主要集中在持黑旗的玄天上帝信众及持白旗的妈祖娘娘信众之间，故又称“乌白旗之争”，这让我想起了台湾的“泉漳械斗”。好在进入新时代后，一切仇恨都已被永远地留在了昨日，今天所展现出来的，是更加多元、更加包容、更加亲睦、更加和谐的元宵文化；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们纷至沓来，只为一睹那么多神秘、神圣、神奇的瞬间，民俗摄影风行水上，一个新的摄影基地正在诞生。我想，这即是元宵莆阳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