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父母的距离这么近，又那么远。面对他们，我愿意相信，曾经的焦虑迷惘，针锋相对，是我们一边在成长，一边在独立。世界变了，游戏规则变了，而我们也都会改变。 我终于嫁出去了这件事，我的妈妈很开心，屡屡感叹，终于了却一件心事。我内心却感触良多，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嫁出去之前的故事。妈妈出生在大城市里，典型知识分子家庭。妈妈从小品学兼优， 能歌善舞，在校一枝花。谁料遇到特殊年代，等到1977 年恢复高考，妈妈师范学院，毕业后做了老师，一转眼已是27 岁大龄女子。虽然说媒的不少，可当地男子从文化程度到形象气质，妈妈一个也看不上。到最后，全校的人都议论着，等着看这么心高气傲的姑娘，最终会嫁给哪门哪户。 因为这样的经历，自我上大学起，妈妈就开始启发我，“女孩子自己奋斗好了， 还有嫁人这一关。妈妈当年视野小，愁嫁人。可你现在一路从南跑到北，怎么还没有对象呢。” 妈妈左思右想，总结来去，还是从自己女儿身上找原因，“是不是你眼界太高，太挑，你不要像妈妈当年一样，挑来挑去最后没的选了。”她怕这话不够有力度，又加重道：“女孩子一旦过了25 岁，就走下坡路了，以前是你挑男孩子，现在是男孩子挑你！” 对于那时还蹲在象牙塔里的我，妈妈的话只能是听在耳朵里的道理，走不进我那颗未经人事的心。到毕业前一年，妈妈居然开始帮我安排相亲。我这个人一向好奇新鲜事物，这么平白无故蹦出来的相亲戏，没有理由不去做一次主角。 父母介绍的对象，背景都很过硬。北大本科，中科院研究生在读，和我同乡同高中，男孩家有车有房。有车有房在我的价值观里一点不深刻，倒是北大的光环震住了我。 怀着对此无比敬仰的心情，我拜师般踏上了第一次的相亲路。 北大哥哥请我去一家川菜馆吃饭，不记得在饭间说了什么，只记得出门后哥哥礼貌地问我，“想去哪儿吗？”我很老实地说，“想去北大。”那会我只去过一次北大，了解不多，只晓得有个塔有个湖。结果我们结结实实在北大绕了整整一圈，花了两小时。我一路上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般，斗志昂扬，健步如飞，还滔滔不绝问了一大堆问题，最后哥哥道：“是不是想考北大的研究生呢？” 我很谦虚地回他，“俺这点智商，不敢想天鹅肉。” “是吧。那你好好加油。”告别前，他忍不住又道：“妹妹，你真能走。” 至此之后，北大哥哥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心无旁骛，事后连发好几条短信问长问短。之后去北大面试的时候，还热情洋溢地提出请哥哥吃饭。哥哥再也没有回复我。 这事儿在我这里就这么飘过了。一年后，母亲大人幽幽地告诉我，哥哥去美国深造了。我也乐呵呵地回复娘亲，妹妹也要去法国遛遛。 在法国一遛，三年过了。此间和母亲大人的对话，从一开始嘘寒问暖的，“钱够吗？吃的好吗？论文写完了吗？”变成了司马昭之心的，“晚上出去吃饭了？两个人吗？男的女的？” 我一开始不以为意，天高皇帝远，和娘亲打太极。原以为母亲大人的影响力断不能远渡重洋，殊不知她周围的小团体无孔不入。有日妈妈语重心长道：“你念了这么些年书，能毕业么？”她顿了顿，“我昨天去高中同学会，钱老师的小孩也念金融，大学在英国，现在成绩优秀，被保送读博，要去西班牙进修了。” 我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母亲大人在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暴风雨就毫不留情铺头盖脸地浇下来了。“你现在25 岁多了，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稳定工作有没有？没有！事业机关还是银行海关？都不是！不要以为自己出国几年就不得了了！你去美国英国了吗？ 牛津剑桥哈佛了吗？现在海归最不值钱，回来还不是进个三流外企！一万块钱工资交个五险一金还指不定有没有公积金！我和你说清楚，我和你爸自身难保，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给你铁饭碗。你又不是范冰冰，自己面黄肌瘦那个样子去照照镜子。你要人没有人样，要钱家里没有钱，不要说房子，车子估计都难说。人家家里有条件，有车有房回来也稳妥进事业机关部门，人家哪怕身高一米五，多少女子抢破头？！你有什么资本挑人家？！啊？！ ” 我也不记得最后是怎么挂掉这个电话的。我只记得娘亲这一顿醍醐灌顶，让我寒彻心扉。整个人生被最亲近的人全盘否定的感觉， 没有发生在我高考失利时，没有发生在我工作失败时，竟然发生在这一刻。很小的时候妈妈说，不管你父亲家里怎么想，我就喜欢要个女孩子，只有自己失败的母亲才会偏心儿子。我一直觉得妈妈是为数不多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者，原来这天平的砝码根本就不是一样的。 接下来整整一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想，我是不是该快点找份钱多的工作，是不是要回国考公务员，是不是要开始把小学初中高中所有还未婚的男同学都找出来联系一遍。 或许我在自己的空间里可以不受干扰，但是每每身边最亲近的人用他们的焦虑和关爱来让我“前进”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动摇，开始想往阖家欢乐的路上走。 再后来，我找到了工作，生活圈子也扩大了些。在一年万圣节派对上，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秘鲁人（他来自秘鲁，秘鲁人少，我就简称他为秘鲁人）。 因为恋爱谈得随心所欲，直到他求婚后才正式告知母亲。打电话前，我内心忐忑，此人薪酬普通，无车无房，若以妈妈的评分标准，几乎可以算是零分。 我犹犹豫豫开口，“妈，我找了个男朋友，是个秘鲁人。可能要结婚。” 电话那头良久没有回音。在这段漫长的沉默中，我的脑中飞速闪过母亲大人可能砸来的问题：他多大了？在哪里上班？工资多少？父母做什么的？有车有房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要孩子吗？要几个孩子？ 我越想越口干舌燥。过了好一阵，电话那头母亲大人的声音慢悠悠地传过来，“我去找了找地图，秘鲁好像是在南美洲。秘鲁，是一夫一妻制么？” 我目瞪口呆，继而哑然失笑，“是的，妈妈，南美都是一夫一妻制啦。” “哦。那就好。”妈妈听起来满意极了。 秘鲁人的丈母娘一关，就只此一问？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带秘鲁人回去见家长。一进门，我正犹豫着该如何介绍，只见妈妈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她只有不到一米六的个子，“噌”一踮脚，抬手就帮秘鲁人把他厚厚的呢子外套给脱了下来。俨然是把他当成自己人了。 接下来的一顿饭吃得毫无信息含量。爸爸转着地球仪听他讲秘鲁和智利的区别，妈妈就着桌上的每盆菜告诉他家里平日里都吃些什么。他们聊得津津有味，只有在其中当翻译的我，像是在看一台别人家演的戏。 这出合家欢的戏演了几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一日私底下问，“妈，你觉得秘鲁人如何？” 妈妈手上的活不停，“挺好的呀。” “就这样？没有别的问题了？”我破釜沉舟，“是不是你们语言不通，你不方便问？” 妈妈抬起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什么问题？结婚有什么问题，自己告诉婚庆公司嘛。” 我好不容易攥紧的拳头居然打进了一团棉花，气得脱口道：“你咋就不好奇他家里什么人，赚多少钱，要不要孩子呢。” “这个嘛，”妈妈居然做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笑道：“妈妈念叨了这么些年，你难道都没听进去么。你要是自己没考察好，以后吃苦头，可不能怪妈妈没有教育你。” 我一头黑线，“妈，你就不把关了吗！” “我看着他对你挺好的。不就够了嘛。”她轻描淡写地说完，转身拖地去了。 我给准伴娘肖小姑娘电话的时候，还有些云里雾里，“我妈啥也没问，光聊婚庆公司了。” 肖小姑娘很淡然，“这不很正常吗，你现在有人要，妈妈就要去庙里还愿了。我快30岁的时候，我妈直接和我说，'其实也不是一定要有男人，要不要先考虑把孩子生下来？”"她总结道：“年纪到了么，父母就妥协了。” 我默然。原来父母也是会妥协的。 肖小姑娘听我不作声，又道：“你哀怨啥？秘鲁人不好吗！身高至少一米八！你妈背后指不定和七大姑八大姨怎么炫耀呢！她这是一早不认识秘鲁人，要不早介绍你去秘鲁了。” 我忍不住笑。 也许我们都妥协了。我们不能不妥协，因为我们的未来有彼此。我从祖国的南方跳到北方，从世界的东边跳到西边，是为了遇见我的未来。而妈妈从北京等到秘鲁，是为了看到我的未来。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看到未来的可能性。 我们和父母的距离这么近，又那么远。面对他们，我愿意相信，曾经的焦虑迷惘，针锋相对，是我们一边在成长，一边在独立。世界变了，游戏规则变了，而我们也都会改变。凤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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