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八九月间，笔者在网上发表了《可歌可泣的东京保卫战》长篇介绍，第一段是：“笔者读过了许多历史故事，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被东京保卫战所激动。东京保卫战，李纲首战告捷，意义重大，使乱臣贼子亡宋阴谋不断失败。但是，最终决定东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的却是君民鱼水情！乱臣贼子可以想方设法破坏李纲的对敌斗争，却阻挡不了北方义军的前进步伐。北方义军勇往直前，横扫敌人，最终金兵掳走徽钦二帝，仓皇出逃，眼看就要灭亡的宋朝起死回生，东京保卫战取得辉煌胜利。”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重要历史事件？ 在《宋论》里，王夫之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是东京保卫战，这是君民鱼水深情产生重要原因。这是纲，一要尊重历史，柴氏有功于国，他的后代要确保生命安全。二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拜过师，上过学，受到诸子百家教育，有一定治国安邦本领，是国家的财富。不杀他们，是说要尊重他们，虚心听取他们批评和建议，及时解决。三是赋税，过去王朝刚开始时，往往轻徭薄赋，但是，却不能持之以恒，其结果，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特别是农民，更希望赋税长期稳定不变，以发展生产。所以，宋太祖勒石，要求后继者三戒，其宗旨是要社会安定团结，要亲民爱民，倾听社会呼声，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由于警钟长鸣，所以收到了好的社会效果，国家长治久安，一百五六十年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到了12世纪初期，东京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大城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之证明。 引人注目的是，1125年12月，宋徽宗被迫禅让，乱臣贼子把持大权，后来，金兵攻陷东京，宋朝眼看就要灭亡……谁知道天兵天将从天降！ 金军进入黄河流域时，北方义军从天降。那里人民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组成义军，给金军以沉重打击。东京陷落后，王彦率部下7000 人渡过黄河，在太行山一带大败金军。他的部下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从此，他们以“八字军”闻名天下。不久，太行山一带的义军发展到10多万人，都听王彦的指挥。各地义军的斗争打击了金军的士气，削弱了金军的力量，逼得他们不得不撤出东京。老将宗泽整理开封防务时，各路义军近百万人云集开封周围，十分壮观。宋朝不会灭亡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所以，通过东京保卫战历史，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太祖勒石头这件事。 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富有时代使命感。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据《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四记载，开宝六年（973）八月，“（赵普）尝欲除某人为某官，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奏投诸地。普颜色自若，徐拾奏补缀。明日，复进之。上悟，乃可其奏。后果以称职闻。又有立功者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普力请与之，上怒曰：‘朕故不与迁官，将奈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弗听，起，普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良久不去。上卒从其请。” 另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 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 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 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这一记载说明，最早发现四位贤臣，并及时向国家和全国人民汇报的是莆田历史名臣蔡襄。特别是范仲淹，他是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师，在1036 年反腐败斗争中崭露头角，竟然也被蔡襄发现了，那更是不简单的事。而且他还以文学为武器，歌颂贤者，揭露丑者。这样进行政治斗争，在那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称蔡襄为宋时新型的民主斗士可也。蔡襄是这样，许多人也是这样，富有时代使命感。 士大夫是这样，农工商也是这样，富有时代气息。在宋代，“不加农田之赋”，社会财富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农工商创业积极性却与日俱增。 庆历新政（六）厚农桑，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庆历新政以后，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干先生指出：“福建有无数陂坝，是宋代人民的成就。” 又说：“凡是陂坝林立的地区，大都是人文荟萃的州县。”还列了简表来说明。其中莆田县最多，886 座；仙游县其次，651 座。浦城县，520 座；建安，255 座；邵武，129 座；福清、惠安、南安，都是百座以上。从中可以看出，1043 年开始的庆历新政“厚农桑”在福建各地大得人心，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重视。虽然，我们一时无法找到具体数字，但是，新的起点却是庆历新政，因为厚农桑大得人心，莆田农田水利建设新局面正是始于庆历新政。 1072年市易法实行以后，商品经济畅通了，农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多种经营的积极性也就充分发挥出来了。从此，他们就想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各地陂坝建设也就越来越多了。否则，商品卖不出去，烂在田里，或者堆在家里，谁还会去想什么扩大再生产？！这是不言而喻的。这说明民先富了，接着国家才会跟着富了。而且新政还是国家想办法让广大平民百姓先富起来。就这样，君民鱼水情形成了。 所以，宋太祖勒石称得上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宋代，勤奋好学的宋代士大夫和富有创业精神的农工商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终于谱写了中国历史新篇章。 （林劲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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