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命关天，指有关人的生命的事情关系极其重大。那么，天命呢，是有关于大自然的生命，我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天命这个说法呢？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研究和探讨的。 老子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万物都有自己运行规律，生长规律，发展变化规律等等，得之则生，失之则亡。《道德经》三十九章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为天一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候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意思是说，往昔曾得到过道的：天得到道而清明；地得到道而宁静；神得到道而英灵；河谷得到道而充盈；万物得到道而生长；侯王得到道而成为天下的首领。推而言之，天不得清明，恐怕要崩裂；地不得安宁，恐怕要震溃；人不能保持灵性，恐怕要灭绝；河谷不能保持流水，恐怕要干涸；万物不能保持生长，恐怕要消灭；侯王不能保持天下首领的地位，恐怕要倾覆。所以贵以贱为根本，高以下为基础。 像老子这样表述人类社会和天地万物变化原因，承认发展变化规律的客观存在，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天命是什么？老子做了十分满意的答复，它不是别的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天地万物自身发展变化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人与大自然要和谐合作；美化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等，及时消灭自然灾害等，便是人类真诚合作的具体表现。只有这样做了，才有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老子是这样，孔子也是这样。据《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勤奋好学，五十时终于知天命，办事效率大大提高。不然，提起这件事有什么用？孔子显然是把这件事作为重大突破来认识，让学生从思想上高度认识尊重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发展变化客观规律的重要性。 《庄子》的《天运》篇说：“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 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 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在这里，庄子笔下的孔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 为六经，但是在老子看来，孔子所说的六经却是“先王之陈迹也”， 即六经皆史而已。 六经皆史不仅没有贬低孔子治教的实际价值，反而还提高了孔子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夏商周三代一千五六百年，历史文献众多， 可谓是汪洋大海，而六经只不过是其中几滴水而已。这显然是孔子知天命，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通过优化选择的结果，把重要的六者挑出来作为教材，去医治国家和民族创伤。 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乱臣贼子多；周天子无能，诸侯争霸，战争不断，平民百姓多灾多难。所以，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就亲自动手整理，例如《诗经》《尚书》，或动手撰写， 例如《春秋》。他好像神医扁鹊那样诊断病情，开好处方，让中国这个“病号”起死回生。庄子在《天下》中说：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致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就是说，孔子以六经为教材，各有各的用处，以达到标本兼治为目的。在《论语》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例如孔子问其子孔鲤“学诗乎？”、“学礼乎？”并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 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他还对学生说：“兴于诗，立 于礼，成于乐” （《泰伯》 ）。孔子对诗、礼、乐的人生修养价值有着较高的沽量。所以，在历史上，孔子称得上是个精心选择教材的典范，是中国多学科教学即综合性教育的创始人。 孔子教学效果显着，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论先王之道 而明周、召之迹”，富于创新精神。他的学生子夏等还成为“王者师”。战国初年，子夏的学生魏文侯任命李悝变法，制定《法经》， 以法治国，推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但行数年，国以富强，打响了各国变法图存的第一炮。 又据《史记》说：“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饶益。原宪(应为颜渊)不厌糟糠， 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 执而益彰者乎？” （《货殖列传》）人家读书仅仅“一达”，而子贡却是“双达”，既精通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思想建设，又懂得在商品流通领域发号施令，赚大钱。六经育人出奇才。 孔子治六经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这里，“六艺”即六经。折中，《古文观止》说：“折，断也。中，当也。谓断 其至当之理。”之所以孔子的学说会代代相传，一则是因为孔子治教的成果，直接通过自己的学生，广为传播，子又传子，孙又传 孙，没有间断。与此同时，孔子师生当年对话情况也被整理出来， 例如《论语》和《礼记》等出版了又出版，有助于传道授业解惑；二则是因为政治家、军事家等与历史学家不同，政治家肩负的是某 一历史使命，例如，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以来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号称“千古一帝”，这是得民心，顺民意的结果。而历史使命一旦完成了，他们也就和普通人一样了，不像当初那么红火。但是，历史学家孔子研究的却是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史和春秋现代史，总结了许多珍贵的标本兼治的历史经验，例如，三大政“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等。“得民心者得天下”，想得天下就要请教孔子如何“得民心”，或者说，读孔，是“天子王侯”的必修课。与此同时，广大民众也读孔，“学者宗之”，以促进和推动统治者实行爱民、富民、取信于民等政策。 凡此种种说明，老子知天命，撰写《道德经》，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认真普及和传播新的哲学成果，收到了好的社会效果；孔子知天命，对学生进行多学科综合性教育，收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显着教学效果。所以，知天命不是一件小事，懂得人类社会和天地万物存在自身发展变化规律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重大突破。林劲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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