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有五根脚趾的公鸡，四颗小星被平行排列的国旗，被错误冠名为“锄禾”的唐诗《悯农二首》之二……在近日侦破的由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和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的湖南益阳“3·12”特大制售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案中，这些极易对儿童产生误导的常识性错误屡次出现在被查获的一批少儿非法出版物里。
    10月21日，南都记者从案情通报会上了解到，目前已查实该案中销售至全国各地的少儿非法出版物达3096 .4万余册，涉案码洋高达人民币3 .5亿余元，是近年来“扫黄打非”工作中查处涉案非法出版物数量最大、码洋最高的案件，也是目前全国已查获的通过电商平台销售非法少儿类图书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
    据悉，该案具备一条完整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网络链条，涉及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州五地。犯罪嫌疑人依托电商平台，将有害少儿非法出版物销售至全国各地。该案的成功侦破，实现了非法出版活动从书号买卖、非法印刷、线上线下发行利益链的“全链条”打击，为今后执法部门打击非法出版物提供了标本示范的作用。

从买家留言发现线索  暗访小区锁定仓库窝点

    随着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人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日常交易逐渐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图书市场也不例外。2015年6月，在武汉做出版物批发生意的唐某敏锐地嗅到了少儿出版物领域的赚钱机会。于是，他自立门户，在益阳市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并注册了“竹芝林”商标，梦想拥有自己的品牌。
    唐某发现，在武汉某图书贸易中心进购的《宝宝益智早教翻翻书》销量极好，便找到图文制作公司，把市场上的畅销内容拼凑成册，以“竹芝林”的名义出版。在出版、印刷、发行、销售多个环节中存在的多处非法行为，为日后案发埋下了质量隐患。
    2018年1月26日，执法人员在例行网上巡查时发现，有买家在唐某公司旗下的一家网络店铺下留言，称其购买的少儿图书“印刷质量一般”“可能是盗版”。这条评论让执法人员起了疑心———“如果是刷单，肯定不会说自己是盗版”，益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二大队副大队长张雷说。
    执法人员进一步搜索发现，这是一家玩具店铺，夹杂售卖一些少儿图书。“玩具店卖书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张雷告诉南都记者，他们随即从网店购买了一批书，发现存在线圈毛刺严重的质量问题和多处常识性错误，比如图片上竟然出现有五根脚趾的公鸡，国旗上本应发散排列的四颗小星被平行排列，唐诗《悯农二首》之二被错误冠名为“锄禾”等。
    最关键的是，图书在版编目CIP和书号不匹配。经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鉴定，带有“竹芝林”品牌的畅销书籍《宝宝益智早教翻翻书》和《幼儿学前教育天天练描红本》均属于非法出版物。
    为了不打草惊蛇，执法人员通过技术手段把搜查范围缩小到了位于益阳市城乡结合部的某居民安置小区后，先从房屋外部观察，排除那些生活气息浓厚——— 比如在阳台晾晒了小孩衣服的门户，再假装问路去可疑门户挨个敲门，伺机观察屋内有没有电脑，“整个小区的八九栋楼都敲遍了”。最终，他们成功锁定了唐某公司的仓库和办公地点。
    3月12日，益阳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协调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市公安局开展联合执法，对唐某公司的仓库和办公场所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查获少儿非法出版物30.1万册，码洋达211.1万余元，依法扣押手机、电脑、物流发货单、交易台账等若干物品。

物流车频繁出入露马脚  民警在仓库吃住8天

    由于案情重大，3月14日，益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依法移送益阳市公安局立案，市公安局依法受理此案，并开展立案侦查。
    办案民警分析认为，益阳市当地人口不足以支撑30余万册的销售数量，而唐某选择的办公地点东邻幸福渠高速公路出口，西邻益阳汽车北站，交通十分便利，显然是为物流考虑。顺着物流这条线索，在浙江义乌经营纸制品加工厂的吕某浮出水面。
    吕某是义乌本地人，以前经营玩具店，后来发现非法出版物获利大，就转了行。据唐某说，吕某在品牌建立、公司经营等方面给了他“很多启发性建议”。在该案的整个链条中，吕某主要负责非法出版物的加工装订、打包发物流。他在义乌找了5家无印刷图书资质的印刷厂进行印刷，其中主要由他的好兄弟陈某经营的义乌某印刷厂承印，再由吕某自己的纸制品加工厂非法加工后发物流给唐某。
    据益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瞿晏平介绍，为逃避执法部门的打击，吕某采取少量多次的办法，不断变换承印厂家，或寻找不具备出版物印刷资质的印刷厂插空印刷，这种“打游击”的方式为调查取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民警根据物流车的出入频次，最终找到了吕某的加工仓库。
    3月30日，执法人员在吕某的仓库查获了已经打包好的图书176万余册，半成品660余令，以及9000多张物流单。
    益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王韬至今还记得仓库空气里弥漫的印刷油墨的气味，“很刺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把打包好的物流包裹全部拆开，把涉案图书按照类型、书号、出版社整理登记，再抽样送到湖南省做非法出版物鉴定。“当时我们在仓库里待了整整八天，吃住全在里面。”

非法冒用正规书号  企图披上合法“外衣”

    说到真正让唐某坚信生意能做成的人，还是在北京某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的董某。董某利用职务之便，私自非法售卖了3个书号给唐某，经过他的操作，唐某非法申请了图书在版编目CIP，企图为少儿非法出版物披上合法“外衣”。
    瞿晏平介绍，唐某通过套用从董某处购买的3个书号，以及冒用内蒙古某出版社的1个正规书号，使非法出版物得以顺利发行。唐某在网络上同时经营了5家店铺，招聘了十余家分销商及二级代理商，在线销售的少儿非法出版物遍布全国各地，销售数额大，影响范围广。
    王韬告诉南都记者，正规的经销商拿到标价10.8元的少儿图书，成本价大概是标价的5折，售价是7至8折；而唐某生产的非法少儿出版物批发价仅为0.85元，平均售价是1.5元。“非法出版物的售价远低于正规渠道的成本价，导致大量泛滥。”他说。
    南都记者还了解到，分销商将承销的少儿非法出版物混杂在正规出版物中进行销售，达到“鱼目混珠”的效果。不仅消费者在购买时无法辨别真假，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中也难以分辨出来。
    “该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大都具备反侦查意识，将仓库窝点设置在偏僻的出租房，网上登记发货地址与实际发货地址也通常不一致，且经常更换物流单位，一旦案发立即销毁经营台账、遣散操作员工、清理厂内库存，导致执法人员难以及时查处。”瞿晏平表示，有害少儿非法出版物从制成到消费者手中，流通速度极快，渠道复杂，给专案组固定证据、查实交易链条造成了一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