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家山又九年，俸余只剩买书钱。” 这是以正直不阿、敢忤巨奸而着称的清末御史江春霖的诗句，也是他五任御史，辞官故里的真实生活写照。
  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号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1894），他登三甲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考取御史第一，补江南道监察御史，旋掌新疆道，历署辽沈、河南、四川诸道监察御史。
  作为言官，肩负着监督朝政和吏治的重责，任谏官五六年间，弹章数十本，劾及亲贵、权臣、疆吏等。从庆亲王奕匡父子，至军机大臣、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直至都御史，被指名道姓的达15人之多。揭发他们结党营私、卖国求荣，执政不公、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奢侈荒淫等滔天罪行，均言人之所不敢言，义正词严，声震朝野。
  时庆亲王奕匡父子把持朝政，卖官纳贿，树党营私。御史赵启霖首揭其奸，于光绪二十三年（1907）4月专折奏劾直隶道员段芝贵以“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匡长子载振为寿礼，因得署理黑龙江巡抚。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杨翠喜案”，结果赵启霖被诬言事不实而革职。江御史对此忍无可忍，连上两疏，载振不得不将翠喜“赠”给兵部候补郎中王益孙，索价3500两银子。江御史又上奏要求按律惩处他们，以伸国法，最后迫使载振具疏辞职。
  江春霖还不畏权势，多次上奏弹劾庆亲王奕匡父子和洵、涛二郡王的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等等。特别是他果敢地指出奕匡“老奸窃位，多引匪人”（指袁世凯等）。袁世凯因戊戌（1898）告密之功，备受宠信，与奕匡父子互相勾结，权倾朝野，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无人敢撄其锋。惟江御史与之针锋相对，在袁世凯祝寿（50岁生日）后的第19天，专折严劾袁世凯“权势太重，请加裁抑”。疏中列举其十二条罪状：交通亲贵、把持台谏、引进私属、纠结疆臣、遥执兵柄、阴收士心、归过圣朝、潜市外国、僭滥军赏、破坏选法、骤贵骄子、远庇同宗。指出其危害是“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尔家，凶于尔国”。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篇讨袁檄文。江御史以大无畏的精神，敢于批龙鳞、捋虎须，故有“直声震天下”之誉。时人评他“清御史第一人”，实不为过。
  从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906-1910），江御史在短短的几年间，所上的重要奏疏和奏片，数达六七十件之多，平均每月就有一件，且件件与国计民生有关，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但历来敢于直言而廉洁奉公的人是不会被重用的。江春霖终因屡劾亲贵、权臣、疆吏，触怒了朝廷，而被罢免御史之职。因他“平日戆直，尚无劣迹”。所以，谕旨责其“回原衙门行走，以示薄惩”。
  江御史遭受放逐，一时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全御史台除涂国盛一人外，其余53人联名奏请朝廷力争其收回成命，让江春霖继续留任效用，以尽其职，但无结果。此时，春霖深“知时事不可为矣！遂告归养”，即辞官回故里养母。
  出京之日，他行李萧然，除朝衣外，只有旧衣几件，旧书数部而已，别无他物。正如他作《由都察院还词馆乞归养亲留别都中知己》诗中所言：“一别家山又九年，俸余只剩买书钱。”他五任御史，而薪俸之余，只够买书的钱，其廉洁可知。全御史台同僚素知其贫，大家凑上2000两银子，作为给他送行的赆仪，春霖却婉辞不受。
  临走之时，京师政、学、商界知名人士聚会湖广会馆欢送，到会者数以万计，送行者倾城而出，不管男女老少，争以一睹风采为荣。都中人士送行诗文不下千首，近代着名小说翻译家林纾也画《梅阳归隐图》，并作序赠给他。
  宣统三年（1911）3月初，春霖南下返乡途经上海，14个团体在张园、安垲等处开欢迎会，参加者达5000余人，盛况为晚清所罕见。回莆田时，县城人士隆重聚会于兴化府学明伦堂，欢迎江御史入城，与会者逾万人。一个四品御史竟受到如此规格的欢迎礼遇，实属难得，的确发人深思。
  诚然，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一般走的是由士入仕的道路。有的人是躲在封建政权的羽翼下，玩弄权术，媚上欺下，求得自身的荣华富贵。然而，江御史却像黑夜长空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他凭着自己的远见卓识，利用言官的有利地位，针砭时弊，刺贪刺虐。其奏折笔锋犀利，入木三分，表现出封建时代正直廉洁官员的骨气和豪气。

        (林祖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