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鬼话”，常用来形容说假话或者听起来不顺耳的头口语，多含贬义。我想说些与“鬼”有关的闲话，算不算鬼话？让人鉴别吧。
  谁见过鬼？见过鬼的人请举手！只有蒲松龄。蒲松龄的《聊斋》，能把妖魔鬼怪描绘得活灵活现，可见蒲松龄厉害。郭沫若先生称赞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评价蒲松龄笔下“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中国古代文人们的想象力异乎寻常，那时科技并不发达。也许，正因为科技落后才产生那种异想天开的本事，才出现那种超乎想象的人才。说来讲去，不是鬼厉害，而是人厉害。
  究竟是人怕鬼呢还是鬼怕人？鲁迅先生“踢鬼”，实则踢人，踢了个夜间盗墓的人。我小时候怕鬼。夜间，一听到“鬼”的故事就毛骨悚然。经过乱葬岗子，总是提心吊胆，捏把冷汗。大凡黑暗阴森之处，兴许鬼在藏身。有个恐怖之夜，是小学毕业后的那年暑假。我在村子里当通讯员，大家都喊我“小鬼”，听起来蛮亲切。那个夜晚，村部要我上山到一个小村子去通知件事情。山路两侧，没隔多远就有个坟墓，有的墓碑倒塌了，有的墓孔陷落了，墓穴四周杂草丛生。民兵队长给我杆步枪和5发子弹，还有把手电筒，说是万一碰见野猪或其它野兽时，可壮胆。我说，要是碰上鬼呢？鬼压根儿就不怕枪呢。村干部笑开了：“别怕，鬼不怕枪，但怕光。手电筒一照，鬼就躲得远远的。再说，咱们村子里历来没有闹鬼。”漆黑的山路上，突然路旁草丛中“唰”的一响，我浑身打了个哆嗦。手电筒一打，是条穿过山路的蟒蛇。我想，大鬼会欺负我这个“小鬼”吗？乡下人把磷火称作“鬼火”，手电光也把“鬼火”吓跑了。阴森森的山谷，只有潺潺流水声。驻村的副乡长老吴，总是称我“小鬼”，直到我走上社会了，邂逅时依然喊我“小鬼”。如今，我成了“老鬼”，还健在的老干部依然喊我“小鬼”。“小鬼”，童年的称呼，童年的绰号，童年的经历。
  童年时代，咱们村子刘氏厅堂后，靠着墙壁倚靠着一对棺材，油黑发亮，散发着一股漆味。人们早已入睡的夜晚，厅堂简直成了恐怖地带。没有烟火，没有音响，只有供桌上的香枝闪着微弱的光，只有天井里蟋蟀的叫声。我想，那鬼也许就埋伏在棺材里。每次摸黑经过厅堂到大伯家投宿时，总是提心吊胆的。然而每次路过却毫毛无损。从此，我对“心中有鬼”一词体会颇深。“树正不怕月影斜，心正不怕半夜鬼敲门。”
  长大了想寻鬼，想将鬼探个究竟。那些龇牙咧嘴、戴着高帽子的能摇身一变的是否都是鬼。但至今没见过。学了些许粗浅知识，知道了为什么将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人称作“日本鬼子”，“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懂得了识别是人是鬼的基本要领。《白毛女》影片，反映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而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道理。白毛女是被封建地主杨世仁逼迫躲进深山老林的，久而久之成了披头散发的“女鬼”，而杨世仁在寺庙里看到了正在偷吃供果的白毛女时，不也被吓得屁滚尿流吗？这个情节看了实在过瘾、解恨。
  始终找不到真鬼，却找到了“鬼”的真谛，找到了“鬼”的引申义。“鬼”，在人们口语中不绝于耳。妻子骂丈夫“死老鬼”，同事欠和谐时就责怪“和鬼在一起”；女人更是把“鬼”挂在嘴上，动不动就“那鬼，早该死了！”专干坏事的人，我们斥之为“鬼迷心窍”。对那些“面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常常斥之为“面前是人，背后是鬼”。鬼是无形的，听到的却是有声的，讲起来却是有模有样的。人们怕鬼，说起鬼的故事来却滔滔不绝。
  毛泽东有句名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西游记》的故事实则是一个个与鬼斗的故事。鬼会变形，目的在于迷惑人、引诱人。人们常说“一物降一物”，有个宝物可以降鬼，那就是照妖镜。有了照妖镜,“魔鬼”“恶鬼”“贪鬼”“色鬼”以及神态各异的鬼魅，全都原形毕露。这个“照妖镜”不是怪物，而是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一切恶势力、恶棍，一切横行霸道的企图搞鬼的，我们都有办法且有能力让他们通通见鬼去。

      刘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