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多年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一次他在重读《三国演义》时，对马谡因失街亭被斩，顿生怜悯，认为诸葛亮斩马谡处理太重，应当为马谡平反。其平反理由是：一、在司马懿大军压境，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马谡挺身而出，请求出兵街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说明他公字当头，思想动机是好的；二、在守街亭的恶战中，他浴血奋战，全身火燎刀伤，临死不惧，没有贪生怕死的表现；三、街亭失守后，他自缚请求死罪，检讨深刻，态度诚恳。他毕竟还年轻，应当允许他犯错误，也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四、诸葛亮在处理关公华容道放走曹操与马谡街亭失守的政策不一致，关公偏宽，马谡偏严；五、丞相明知马谡没有实战经验，却偏偏要任用他守街亭，领导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六、马谡死后，诸葛亮痛哭不已，说明丞相也感到处理过重，深感痛惜。
  乍听起来，似有一点道理，但认真分析，便难以苟同。马谡出战街亭，表面看似为国赴难，其实他把街亭一战当作一次特殊的机遇，企图以此立功晋级，暴露了他个人功利主义思想。从他与王平分兵把守的争执中可以听到他的心声：“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你）须分不得功。”他自作聪明，不听王平劝阻，主观武断。执意屯兵山上，有意违背诸葛亮的再三叮嘱，打乱战略部署，把守御战变成进攻战。他死读兵书，教条搬用“凭高视下，势如劈竹”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训，人为地制造战争不利环境，在违背战略原则的前提下，企图靠部下的死战，一举击败司马懿，达到建功成名的目的。在战地上，他骄傲自大，认为丞相大事每问于他，把自己凌驾于王平之上，不听规劝，一意孤行，最终大势已去，损兵折将，街亭失守，几乎全军覆灭。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诸葛亮万不得已才冒险使用了“空城计”。要不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巨大心理恐惧，丞相几乎在此断送性命，险些酿成亡国之祸。平心静气思之，街亭失守的悲剧，主要责任在马谡。诸葛亮让马谡守街亭，是在马谡再三请求下作出决定的。马谡自幼熟读兵书，需要实战锻炼。为培养人才，提高马谡的作战经验，丞相在进退两难中允其出征。他也知道马谡言过其实，特派王平相助，并以“军令状”的最高军法形式警示马谡——街亭一战关系重大。可见丞相对此问题的安排不是马虎大意而是精心周到。
  对于华容道放曹与街亭失守的军法处理轻重问题，那是另一码事，不该以此类比来为马谡开脱罪责。因为街亭之战与华容道放曹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以个案处理的宽严对比来为违法者平反，不是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至于诸葛亮痛哭马谡，更不能作为平反的理由。亮哭马谡，其心事非常复杂，以丞相自己的话说：“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
  马谡在请战前，曾立下军令状，以全家性命担保。诸葛亮斩马谡，是依法办事，维护军令的尊严。执法者如果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对违法者听凭说情求赦，安有法令的尊严？一种罪责，丢掉法律，欲加解脱，何患无辞。其结果是法将不法、国将不国。马谡怎能平反？！

    吴燕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