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邑人周华的《游洋志》卷四记载，在唐代，兴化县出了八名进士： 郑积，字德戴，福兴里浔阳人。登贞观六年（632年）壬辰进士第，历官金紫光禄大夫、侍御史兼右散骑常侍。麟德元年（664年），高宗欲城楚王宫，劳民伤财莫甚焉，（郑）积抗疏以呈其非，高宗乃止。汉阳百姓立碑以记之。 郑方迕，字仲居，（郑）积之子，徙居广业里霞溪。登乾封三年（668年）戊辰进士第，历官殿中丞、上骑都尉。嗣圣（684年）中，武则天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方迕曰：“堂堂男子，胡为曲身于女主座下！”遂解官而去。 郑朗，字大明，方迕之子。登先天二年（713年）丁丑（误，应为癸丑）进士第，历官殿中侍御史。遇事敢言，不屈不阿。时韩林为相，尝谓之曰：“侍御史自方前代何如人？” （郑）朗说：“汉汲黯，晋稽绍（误，应为嵇绍）。”其慷慨劲直如此。 郑璩，字伯玉，方迕之孙。登乾元元年（758年）戊辰（误，应为戊戌）进士第，历官侍讲，兼光禄勳，直言隐，朝野惮之。永泰元年（765年），代宗欲易太子，（郑）璩谏曰：“是太子吾所素诲，知其德性久矣，决不可易。” 于是抗辞以拒之。代宗怒，（郑）璩说：“臣有舌在，陛下必不能割之使去。”代宗乃悟。 史宾，字见大，清源西音（误，应为清源西里）之上史人。登龙朔二年（662年）壬戌进士第。官司空，封楚国公。与狄仁杰同朝，仁杰每称曰“史公”。遇事不萎靡，当言不忌讳，诚可谓之一代名臣者矣。 金鲤，字伯龙，清源东里白鹤人。登武德二年（619年）庚辰（误，武德三年才是庚辰）进士第，累官至司徒、吴国公。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大驾亲征高丽，（金）鲤谏曰：“天下甫定，而远人是校，恐百姓闻之而解体也。”上曰：“卿言当矣，但今事固不容以自止矣。” （金）鲤遂解印而归，治第白鹤山中。后太宗以诗寄之曰：“黄龙漈里黄龙戏，白鹤山前白鹤栖。弘景可怜虚宰相，岂将薇蕨问夷齐。” 詹万锺，字良关，清源西里棋山人。登龙朔（662年）进士第，官剑南副使。礼重有德之士，怜恤无告之民。时代宗发怒，要诛杀百姓十二人，万锺抗言以止之。上不听，乃叹曰：“立百姓之上而不能救百姓以生，我将去之矣！”乃退而与史司空、白御史共戏游焉。 白金，字文重，清源西里西音人。登龙朔（662年）进士第，官至荆州道御史。布德施惠，民爱之如父母，歌曰：“我爱白公治万民，枯株落草见阳春；我爱白公仁百姓，穷谷深山闻善政。赤子何辞祝我公？愿言代代相君王。” 上述兴化八进士的记载，看似有根有据。其实不然，编者的资料来源不明，只有孤证而没有其他史料佐证。只要认真翻阅宋、明古籍文献和地方志书就不难发现，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 首先，从《游洋志》的成书背景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翻览舆图，认为“游洋洞（游洋镇的别名）地险民顽，欲以德化之”，便颁布诏书：立兴化县，建太平军（军为州、郡一级的行政建制），后改兴化军以统之，以泉州之莆田、仙游二县来属。 所谓“兴化”，即兴天子之德，来感化“顽民”。军治和县治都设在游洋镇。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军治迁往莆田城厢，而兴化县治仍在游洋镇。唐朝以前，福建省只有七个州郡的建置，设置了兴化军，福建才得“八闽”之誉。 到了元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以“旧治地窄人稀”为由，把兴化县治迁至“人烟辐集”的广业里湘溪。后来人称游洋镇为“旧县”，改称湘溪为“新县”，而莆田的“新县”之名沿用至今。 至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贡士萧敏上本朝廷，请求裁撤兴化县。理由是野兽噬人，瘟疫虐人，连豪门大族都难以维持，何况穷人乎！国赋无法完缴，县治自然难以维持，朝廷因此下诏准撤。兴化县完成历史使命，原来由福、莆、仙、永划出的部分疆土，从此各归本治了。 该书的作者是明代兴化县庄边赤石村（今属涵江区庄边镇）人周华，字子实，号沧溪。他在兴化县裁撤之后，编着《游洋志》，并未刊印，仅有残缺之抄本。到了民国25年（1936年），邑人张国枢根据马堃家藏的抄本，补缺铅印刊行，改名《福建兴化县志》，与江苏省的兴化县加以区别，并请时任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及莆田县末科进士、乡贤张琴分别作《序》，付梓传世。 其目的是“提议恢复兴化县治” 。正如张琴在序言中所说：“游洋人张君国枢……联请恢复县治，省政府未报可，仍重刊是编，改称《兴化县志》。”由于出版的动机是为了恢复兴化县治，故在手抄本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唐代的内容是有可能的。对此，曾有莆田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书中的唐代人物资料靠不住。 1997年秋，蔡金耀以《福建兴化县志》校勘周瑛、黄仲昭的明弘治《兴化府志》。2007年，该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蔡先生又以《兴化府志》反校《福建兴化县志》，发现张国枢的重刊本竟然出错400多处。为还原历史的真面目，就点校重印《游洋志》。 然而，周华在《游洋志》卷四 “人物·薛峦”条又云：“薛峦，字山甫，清源东里凤搏人。其先（祖）唐右辅阙（薛）令之，居长溪县，神龙二年（706年），始以闽人登进士第。……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邑人登第自公（薛峦）始。”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薛峦的先祖薛令之于唐神龙二年登第，是福建的第一位进士；薛峦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79年）登第，是兴化县的第一位进士。兴化八进士中有6个人的登第时间都比薛令之早，显然同一本志书的记载出现自相矛盾，耐人寻味。 关于薛令之于神龙二年进士登第之事，《唐摭言》卷十五《闽中进士》《唐语林》卷五《补遗》《太平广记》卷四九四薛令之条引《闽川名士传》淳熙《三山志》等均有明确记载，因此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四将薛令之定为神龙二年进士。正如宋代梁克家的《三山志》（明万历刊年，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中人物类“科名”所云：“神龙中，薛令之首登科。” 长溪县唐时隶属福州府，薛令之为开闽第一进士。南宋淳熙《三山志》是我省历代所修地方志中的翘楚，在全国也享有盛誉。主修者梁克家凭状元之才，宰相之识，素以为文浑厚、辞命温雅而闻名于世。该志堪称信史善志，历代文人学者对其重要价值早有共识和定论。 另从古籍文献记载看，唐武德四年（621年）发布开科举士的敕令后，至武德五年（622年）十月，诸州经过考试贡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交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考试，取中秀才1人、进士4人。该科进士头名为孙伏伽，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姓名可考的状元……与孙伏伽同进士的还有李义琛、李义琰、李上德3人。六年又取进士4人；七年取秀才2人、进士6人；八年取秀才1人、进士5人；九年取秀才2人、进士7人（《唐摭言》卷15）。每年还各取明经若干人。然而，从武德五年到武德九年的进士名单中并没有金鲤。显然，金鲤登武德二年（619年）或武德三年进士第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宋代文献和志书的记载看。南宋人李俊甫的《莆阳比事》（明万历影印本）是一部史料真实的莆田地方文献。李俊甫，字幼杰，兴化军莆田县人，嘉定十年（1217年）进士。他“上考史记，旁摭纪录，下至诸家文集，行宝碑碣书尺，悉从采掇，询于老儒，恭之故老”，编成《莆阳比事》一书。《宋史·艺文志》收录其中，古人对《莆阳比事》的史料价值评价极高，如清《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属辞有法、纪事核真，可与《汝南先贤传》 《襄阳耆旧志》并传也”。 该书不仅是研究宋代莆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而且对研究唐代莆田历史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记载的唐代莆田历史的方方面面，诸如“林家九牧、陈氏五侯”；“漆林书堂、福平别墅”；“感激铭砚、愤悱投盃”等，而兴化八进士的个人资料一字不见。 又南宋黄岩孙的《仙溪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卷二“进士题名”载：“唐重进士科，莆始于林藻、欧阳詹，仙游始于陈乘、杨在尧、陈光义。”这是林藻为莆田第一位进士的最早记载，而此书没有兴化八进士的任何信息。 据《中国古方志考》统计，有宋一代，以志为名者计三百八十三种，以图经为名者一百七十六种，以记为名者八十二种，称图志者尚有二十二种，全部约有八百种。其中，福建的有四十多种。一些政治家、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及地方官参与修志或为志书作序，蔚为风气，这都是促进方志理论的发展和志书、舆图编纂事业发达繁盛的原因。 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志书的内容从过去偏重于地理风物，而逐渐扩大到人文历史领域，并开始形成一套无所不包，统览古今的新型方志体裁。这一变化对后世方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如今宋代方志大都已失传。因此，《仙溪志》是至今福建省唯一现存的宋代县志，可见其在全国地方志上的重要位置。 再次，从明代地方志书的记载看。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卷七十二 “人物”亦云：“林藻字纬乾，贞元七年（791年）登进士第，郡人登第自藻始。”也就是说，莆田的第一位进士是林藻，该书也没有兴化八进士登第的有关记录。 《八闽通志》是现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的地方志，清《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福建自宋梁克家《三山志》以后，记舆地者不下数十家，唯明黄仲昭《八闽通志》颇称善本。”该《志》“不仿效其他省志通例在通志之上冠以正式省名的做法，在地方志中别具一格，后来王应山纂《闽大记》 《闽都记》，何乔远纂《闽书》，也都袭用此法……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有的且是未见于其他志乘的，体例也比较齐整，为我省编纂各级地方志之所本”（《八闽通志·前言》）。 同样，在明代《闽大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闽书》第四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方志中均没有兴化八进士登第的记载。 其实，在莆田市的第一轮修志中，由于志书编写者没有认真考证就人云亦云，结果出现抄来抄去的现象。如新编《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在卷三十八·人物表中记载了兴化七进士（金鲤、史宾、詹万锺、白金、郑方迕、郑朗、郑璩）的登第资料后；新编《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也在卷三十五·人物表中记载了兴化八进士（金鲤、郑积、史宾、詹万锺、白金、郑方迕、郑朗、郑璩）的登第信息（其实看看黄岩孙《仙溪志》的记载就十分清楚了）；新编《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卷四十四·人物表中的记载也与新编《仙游县志》的记载相同，所有这些恐怕都是以讹传讹罢了。 此外，我们再看一看周华的《游洋志》记载的郑氏四代人（郑积、郑方迕、郑朗、郑璩）先后登进士第的家族科第辉煌，为何宋、元、明、清的古籍文献和地方志书都没有记载或转载呢？为何连宋邑人、《通志》作者郑樵和明邑人、《莆阳文献》作者郑岳这些着名的郑氏后人在撰写《莆田郑氏族谱》序言中竟一字未提呢？如此重大的家族科第盛事为何没有其他史料佐证呢？哪怕片言只语也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周华的《游洋志》关于兴化八进士的记载是不真实的，应当予以纠正，切不可再以讹传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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