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人,离开人世后却逐渐成了万众膜拜的神。在福州地区,有好几座“水部尚书庙”,包括台江上下杭的万寿尚书庙、阳岐祖庙,等等,里面供奉的都是他。起初,他只是被民众视为海神,认为非常灵验。到了明代,朝廷将他列入“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指令福州奉祀,并敕封为“水部尚书”,加封镇海王。在历代官民互动、不断升格的崇奉中,形成了“官船拜尚书公,民船拜妈祖”的信仰。对他的信仰还传到台湾、琉球,试看台湾和马祖保存完好的尚书庙达16座、嘉庆年间修建天后宫尚书庙时众多琉球人踊跃捐款,便是明证。 他是谁?宋末名臣、抗元英雄陈文龙是也。福建兴化军(今莆田)人,初名“子龙”,度宗咸淳四年状元,皇帝御笔赐名“文龙”,历任监察御史、参知政事、闽广宣抚使等要职。德佑二年(1276年)都城临安沦陷,益王赵昰在福州称帝(宋端宗),陈文龙和文天祥同属临危受命,领兵守土抗元。在保卫兴化城的战斗中,因手下叛将出卖而被俘,押解北上。他一出兴化就开始绝食,到临安拜谒岳王庙时气绝,葬于西湖智果寺旁。 可悠悠青史,纵横数千年,高中状元者、担任要职者,虽属万里挑一,却也大有人在,为何唯独他成了神只,建庙受祀,永远活在百姓心中? 诚然,他自幼勤奋好学,少年远近扬名,25岁时书法便已称誉一时,36岁高中状元,一举成名天下知。入仕之后,深得上司镇东军元帅刘良贵赏识和器重,“政无大小,悉以询之”。他“文章魁天下”,得到当朝权贵贾似道一力提携,几年内从镇东军节度判官步步高升,直至担任监察御史。用古人的话说,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用今人的网言网语,那就是学霸君的人生开了挂。 可他又“不识时务”,貌似“情商”不够高,认定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死理,执意和赏识他提携他的权贵唱反调,把一棵完全可以倚靠的“大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他不但不像其他同僚那样遵照十几年来的潜规则将有关事项一概先报告贾似道,反而上疏度宗力陈贾的过失,并弹劾贾的亲信。于是,他和文天祥的轨迹如出一辙——早年都曾是贾似道看重、欲作为嫡系培养的人才,却看不惯贾的奢靡和专权,最终分道扬镳成为政敌。 而更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时,遇上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彼时,蒙元铁骑大举南下,南宋却在内外交困中难以自拔——土地兼并,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军队吃空饷,人心离散,……诸多现实问题迫在眉睫而又积重难返,不改则等死,改则速死,宛若癌症晚期,纵有华佗再世,也难起死回生。 当时土地兼并惊人,田亩都集中于大户之手,贫者几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战争和蒙军入寇,湖广饱受摧残,“天府之国”四川又大半落入敌手,政府捉襟见肘,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会子),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黄仁宇在《贾似道买公田》一文中分析,彼时货币比南宋初年贬值超过300倍,物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经济濒临崩溃,军费难以为继。可敌人大军压境,不能不迎战。 众所周知,战争是口烧钱的大锅,可南宋却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宋史》“兵志”里提到当时官方是如何征兵,比国民党大陆时代最后几年的“抓壮丁”有过之而无不及:“咸淳季年,边报日闻,召募尤急,……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辄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那么老百姓又是如何抗拒应征的呢?“市民有被执而赴水火者,有自断指臂以求免者,有与军人抗而杀伤者。无赖乘机假名为扰。”根据《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一的记载,这大概是咸淳十年(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十二月间的事。此时,襄阳已失陷,以荒淫无能而“名垂青史”的宋度宗赵禥刚刚驾崩,年仅三岁的恭帝刚刚登基,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全面攻宋,宋军节节败退,十一月复州降元,十二月汉阳军、鄂州降元。离公元1276年都城临安失陷、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彻底亡国已没几天。 那么军队的实力又是如何呢?南宋军队从立国之初就有吃空额喝兵血的“优良传统”,军方早已习以为常。据说,即使许多名将,也未能免俗,如韩世忠麾下满额七万,实际战兵常年不过三万;像岳飞这样严格律己、全额满编的将领近乎凤毛麟角。到了陈文龙那个年代,宋军空额高达近五分之四,每年拨给五万人所需军费,实际兵额不过一万一千。 国家财政本已极度空虚,哪经得起如此蚕食鲸吞?有明智的大臣痛惜:“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