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孟子是“亚圣”。二人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后人以孔孟之道代指儒家文化。二人的生平都比较曲折，都是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他打过杂，所以学会了不少本领。此后他遍访名师，形成自己的学问体系。而孟子，经由孟母“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严格管束，后又师承孔子的孙子子思，也最终学有所成。二人当时都曾带着弟子门徒游历各国，宣扬仁义之道，但碰壁居多。儒家思想由孔子发端，到孟子这又进一步发扬光大，因此二人的学问应该互相参详着看。
  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一个人陷入贫穷之境，难免有诸多抱怨，便有众多千里马不逢伯乐之叹。连孔子的弟子也不能免俗，就像困于陈蔡时的子路、子贡等人，总会埋怨现实不公，世人不明，致使自己学无所用，屡遭困厄。孔子总是一副长者之风、仁者之气，对待学生也是循循善诱，从《论语》中可以体会得更多的是他对学生的关爱和诲人不倦，而很少严厉的指斥。遇到爱埋怨的弟子，孔子耐心开导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要多反省责备自己，少责备他人，这样，就可以避开怨恨了。当一个人有一颗不忍人之心，那么他往往很少强迫他人做他们不愿意干的事情，他在教导人时，时常会说“如果是我，会怎么做”而不是“你必须怎么做”。面对贫困，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粗粮就水可以当一顿饭，弯起胳膊可以当枕头睡觉，乐趣就在这种俭约的生活中。用不义的手段得到富贵，对于我来说，如同梦幻浮云。当然，孔子的这种仁慈是建立在好学、辨知的基础上，并非一味的无节制同情。他说“好仁而不学，其弊也愚。”一味的仁慈，可能会流于愚蠢。因此，孔子也有严厉的时候，比如他看到鲁国的季孙氏僭越礼制，用天子的乐舞规格演奏，就生气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却仍然不失谦谦君子的风范。
  孟子则不同，孟子见到魏国的国君梁惠王，梁惠王问他，您不远千里而来，大概有什么高招能使我国获利吧？孟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这里没有利益，只有仁义。当梁惠王站在水池旁，看着悠闲的鸿雁和麋鹿时，问孟子，古代的贤者是否也有这种悠闲的乐趣。孟子当即回答他，“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贤能之人并不把这种乐趣当做首要的追求，但是不贤者，即便拥有这些，也不会快乐。这怕是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原型了。
  在孟子的语境中，他往往直截了当地摆出正反两种情景，供人选择，上述的利益和仁义，贤者和不贤者就是一例。在他的论述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他把以力服人和以德服人拿来对比，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心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把劳心者和劳力者作比较，说“或曰劳心，或曰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把正命和非正命拿来对比，说“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把生和义作比较，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把仁者和不仁者拿来对比，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者荣，不仁者辱。”说得十分明确，天下大道只有两种，即仁和不仁，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类似的比较中，孟子也在不经意中触碰到孔子曾经遇到的难题。在陈蔡之间，子路说，为什么君子也会陷入困厄，难道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这里，他还是让人二选一，你是要“求在我”呢还是要“求在外”？你想追求某个东西，你有所求，便有所得；你不追求，便无所得，这种追求是益于“得”（在这里“得”也通“德”）的，即有益于你所追求的初衷，这种追求完全取决于我自身。另外一种情况，你所追求的事物是有它一定的渠道，能否得到要看天命，这种追求无益于获得，是因为这种追求取决于外在的因素。比如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并非求而可必得。孟子间接回答了子路的问题，学问、德行是“求在我”的事情，而功名富贵则是“求在外”的事情，两条路完全不同，不能因为一条路走不通就质疑另一条路的合理性。
  而子贡对孔子说，老师，您能否降低下道德标准，让世人能容纳您。孟子的弟子陈代有一次就问道，老师您现在不去见诸侯，有点太拘谨了吧。您要是现在去见他们，做得好可以帮他们称王，稍微不济也能帮他们称霸，不是有句话说“枉尺而直寻”，我看您可以出山。枉尺直寻，意为弯曲一尺而伸展八尺，喻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成就。孟子说，“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如果以利益为标准，既然牺牲小的换取大的可行，那是否意味着也可以牺牲大的来换取小的呢？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赵简子派王良为他的宠臣奚驾车，一整天下来也没打到猎物，奚就跟赵简子说，王良是天下最差的驾车手。王良听说后，就请求再次和奚驾车去打猎。不到一个早上就打到许多猎物，奚又对赵简子说，王良是天下最好的驾车手。赵简子就想让王良专门给奚驾车。可是王良拒绝了，他说，我好好驾车，奚打不到一个猎物，为他胡乱驾车，他却能获得许多猎物。还是别让我干了，我不习惯为小人驾车。孟子说，驾车的人尚且羞于和射箭的人合作，哪怕能获得许多猎物，我们又为什么要降格自己的理想而听人家的？而且“枉己者，未有能直人也。”弯曲了自己，怎么能矫正别人呢？孟子用理想和非理想再一次做了对比。
  颜回对孔子说，夫子的大道不为当政者所容，不容又如何，不容而能坚持，然后才见君子。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要坚持正道理想。顺达时，能与百姓同乐；不顺达时，就独自坚守践行自己的理想。富贵、贫贱、威武都是身外的环境，不管环境好不好、压力大不大都不能改变他的志向，这样的人就是大丈夫。
  孟子在离开齐国时，一个齐国人说道，孟子要是不知道齐王并非贤圣，说明他不够聪明；知道齐王不行还来，有追求利禄的嫌疑。千里而来，不被重用才离开，在齐国的边境小邑待了三个晚上才走，行动也太迟缓了吧。学生把这话转达给孟子，孟子说，千里而来，是希望齐王施行王政；不被重用而离开是逼不得已啊；住了三宿才离开，我还认为太快了，希望齐王能改正错误，如果他改正了就会召我回去。等到离开时，齐王还是没有追赶，我才毅然要归去。即便如此，我的内心还是没有舍弃齐王。齐王若用我，则不仅齐民安，天下也能安定。齐王或许能回心转意，我日日盼望着。“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孟子在这里提到小丈夫的样子，劝谏君主没有被采纳，就恼怒，而且怒形于色，竭尽全力离开君主。孟子有为天下之志，此乃大丈夫；若拘泥于得失和意气，则是小丈夫。
  要么“求在我”，要么“求在外”；要么坚持理想，要么屈从利益；要么成为大丈夫，要么去当小丈夫。不坚持正道，就是自暴自弃。孟子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仁道，应当是一个人的安居之所；礼义是一个人的光明大道。有舒适的房子不住，有光明坦途不走，就是自己放弃了自己。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和国家的希望都在每个个体身上。所以当颜回向孔子请教何为仁道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个人的自觉便是一个天下的自觉，一个人践行仁道和礼仪，那么天下即归为仁道的天下。这是属于每个人的自由，它不由外部环境所决定。在儒家看来，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富贵贫贱，无论顺境逆境，只要当下向善，勇于行善，推而广之，由爱亲人而爱他人，由爱人而爱物，生命即有无限活泼生机，天下便有一团和气。
  释家说“菩萨低眉，金刚怒目”。在儒家，仁慈的孔夫子好似低眉菩萨，而是非分明的孟子更像怒目金刚。孟子离开齐国，他的弟子充虞路看到他有点不开心，就问他，您不是说“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么？孟子说，每五百年必定会有圣王出现，这期间也必定会有闻名于世的贤才。从周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也该出现圣君贤臣了。“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或许是上天还不想让天下太平罢了，如果想让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爱憎分明，拒绝任何取巧而又当仁不让，这就是义气十足的孟子，这就是大丈夫的霸气。

     □周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