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尤其乡村教师的编制问题，一直以来是困扰教育界的“老大难”问题，甚至引发了持续至今的上访和举报。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就此，教育部教育工作司司长许涛坦言，目前部分地区仍存在有编不补、长期聘用教师的情况。上述文件明确提出，严禁在有合格教师来源的情况下“有编不补”、长期使用临聘人员，严禁任何部门和单位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占用或变相占用乡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黑龙江庆安县的教师编制问题，充分暴露了上述文件内容的复杂历史背景。
　　在黑龙江省庆安县，因“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李乐斌击毙农民徐纯合”事件，不断有其他事件发酵后为舆论所高度关注，民办教师的编制黑幕便是其中之一。
　　在举报材料中，还包括了庆安县原副县长董国生的父亲致富乡计生办原助理董喜，其涉嫌在民办教师编制交易牟利。董国生曾因户籍年龄、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吃空饷”等问题被停职调查。

整顿埋伏笔

　　庆安当地人王秀峰于1978年4月参加工作，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在该县的民乐镇永兴小学教授数学和语文。
　　1984年3月黑龙江省教育厅发布“黑教人字【1984】54号”文件，调整整顿民办和顶编代课教师。这个消息令王秀峰这样的民办教师们很兴奋，因为当时民办教师队伍确实很乱，有去世的、有多年不上课的、还有水平很差顶替别人指标上岗的。按照庆安县教育局对此次整顿给上级的汇报材料，至1985年，该县民办教师编制应为2020人，但省里只给了1192人的编制，“尚缺828名”。
　　老师们的欣喜还在于，整顿就意味着考核和颁发正式聘用证件，离梦想中公办教师近了一步。
　　按照省教育厅的文件，整顿对象为教育事业编制内领取国家补助费的民办教师和1978年底前任教的顶编代课教师，考核内容主要分业务考核和文化考试两项。
　　整顿结束后，一部分民办教师被淘汰，王秀峰等大部分骨干教师被告知，他们考核合格，发了民办教师聘用证书，可以领取每月70元的民办教师补助费。
　　但王秀峰等人说，之后，他们的这项民办教师补助费长年被教育局截留，后来有老师上访，县教育局和时任领导被处罚，他们才获悉有这个费用。
　　此外，民办教师任用证书被县教育局集中保管，没有发到老师们手中。这为后来某些人倒卖转正指标埋下了伏笔。

最后一班车

　　1986年起，黑龙江省进行了多次专门针对民办教师的“内招”考试。“内招”明文规定，报考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198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并享受国家补助费的有证民办教师”，二是“必须是36周岁以下”。
　　至1998年，庆安县约有200名民办教师通过“内招”转为公办教师。王秀峰说，因为每次“内招”名额很少，标准严格，一些多年的老教师考了多次都没通过。他本人则是因为超过了36周岁，没有报名资格。
　　1997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要求有计划地将合格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1997年民办教师占全国中小学教师的比例要从1996年的17%减少到12%，1998年比例减少到7%，1999年比例减少到3%，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
　　黑龙江省政府也于1998年初下发了黑政办发【1998】5号文件“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意见”，计划分期分批把合格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上述文件称，根据每年下达的转正指标及各地的实际情况，对现年龄在36周岁以上的民办教师，在考试考核合格的基础上，优先解决优秀教师和职务高、教龄长、贡献大的人员，分步骤地转为公办教师；对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工作的以及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和教学成绩突出的民办教师给予免试，按考核成绩转为公办教师；对现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民办教师，主要是通过师范内招解决。“转、招”的具体组织工作，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实施；在下达转正指标时，对各地市、县不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经济条件好的可多下达指标，提前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贫困地区可少下达指标，延长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时间。
　　随即，黑龙江省于1998年11月组织了全省范围内统一的“民转公”考试。王秀峰等老师说，这次考试不设年龄限制，而且明确“优先解决优秀教师和职务高、教龄长、贡献大的人员”。这给予他们很大希望。
　　当年庆安县分配到的“民转公”指标为300个。经过审查，有资格参加考试的民办教师仅仅301人。所以考试完后，很快张榜公布名单，王秀峰等人填好了录用为公办教师的干部履历表，经过了各级领导的审批签字、盖章，也通过了体检。

花钱买资格

　　然而，正因为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民转公”，很多人盯上了这个机会。
　　修玉是享受国家补助费的有证民办教师，当时的工作单位在两利乡中心校。他说，当时他请假两个月，在获悉要进行“民转公”考试后，赶紧回到学校。但校长刘中却不允许他报名。刘中校长明确告诉他，有人看上他的指标，让他把资格卖给乡纪检书记的妹妹。
　　乡纪检书记的妹妹也是两利乡中心校的民办教师，因为1987年才参加工作，没有参加“民转公”考试的资格。修玉告诉《财经》记者，他不愿意，但没有办法。
　　1998年11月初的一天，就在两利乡中心校的会议室，刘中校长将修玉和乡纪检书记的妹妹叫到一起，让修玉开价钱。修玉开价5000元，而乡纪检书记的妹妹只愿意出3000元。修玉说，最后实际支付他2850元。
　　乡纪检书记的妹妹顶替修玉参加了“民转公”考试。
　　王秀峰说，因为民办教师任用证书被县教育局集中保管，谁有资格参加考试只有教育局领导知道，暗箱操作的空间很大，“像这样通过当事人修玉买资格还算好的，很多人给教育局领导送钱买资格。”
　　或者年限不够，或者学历不够，或者没有教师证，大量不符合条件的人参加“民转公”考试，引起了其他教师的不满。举报信飞向上级绥化市教育局及黑龙江省教育厅。
　　上级教育部门调查，认为本次“民转公”考试确实存在着大量伪造资格等问题，宣布考试结果无效。
　　犹如晴天霹雳，已经填好了干部履历表的王秀峰等人目瞪口呆。“有人造假，可我们是真的啊！怎么能说不算就不算呢？”他们去找当时的教育局长于开泉，于开泉安慰他们，说以后有机会就替他们转正。
　　他们后来知道，虽然上级已经宣布考试无效，但教育局仍然偷偷录用了其中的35人，“都是有关系的，送钱的。”

编制市场

　　王秀峰没有等来教育局长承诺的转正机会，却等来了2000年的清退。
　　按照中央“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精神，庆安县宣布当年完成了任务。实际上，由于教师短缺，王秀峰等骨干教师一直教课到2003年，看转正彻底无望，才另寻出路。
　　而这一段时间，正是庆安县教育系统公办教师编制问题的集中问题期。
　　1998年的300个“民转公”指标几乎没有使用，庆安县一些领导以教师短缺为名填补干部编制，几乎形成一个明码标价的市场。王秀峰说，由于购买者的身份不同、购买时间不同、购买渠道不同，一个公办教师编制的价格从20000元至50000元不等。
　　在岗民办教师于济艳本身有大专文凭，但因为教书年限短而不具备“民转公”资格。2003年，她看到大家都在买编制，也缴纳了21000元通过中间人购买。中间人告诉她，购买编制需要制作一整套的假手续，比如，虽然她有大专文凭，但通过文凭发放日期能看出她的毕业年限，所以仍然需要造一张假的大专文凭。
　　不过，于济艳买晚了。由于庆安县买卖编制太泛滥而举报不断，引起上级注意，她的公办教师身份没有办成。至今，中间人尚有1900元没有退还给她。
　　王秀峰等老师调查统计出一份部分购买教师编制人员的名单，其中没有教师资格的人员就达56人。里面有家庭妇女、社会青年，还有司机、农民等，他们通过教师身份进入体制，很快转为其他岗位，有的干脆办个病退或内退手续吃空饷。
　　老师们举了个“智障老师”的典型例子。翟大明，人称“翟大傻子”，47000元买了个教师编制，但实在不能教课，就在学校敲了几年钟，病退后白领工资。
　　《财经》记者5月18日探访了翟大明。其邻居说，他并非智障，而是早年患过癫痫，从学校病退后在亲戚开的饭店里负责送餐。远远看去，他只是走路稍有迟钝，但对陌生人非常警惕，有人搭话就马上关门。
　　另外一个荒唐的是算卦先生教师。
　　刘和谐，早年曾经当过老师，但多年不教书了，购买了教师编制后，仍然四处出去算卦。这个事情被多人证实。
　　知情者说，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政府官员亲属通过成为公办教师这个渠道成为国家干部。这其中最重要的掮客之一就是副县长董国生的父亲、原致富乡计生办助理董喜，“手眼通天，与县内人事局贪官勾结密切，有一批数量40多个编制，都是经他手卖出，大多卖给非教育人员”。
　　对老师们的举报，《财经》记者向现任庆安县教育体育局长李义东求证。李义东表示，他已经看到了网上的举报，由于是多年前的事情他不方便回答，但他透露“上级纪委可能会来庆安进行调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