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琏（1437—1502年），字汝器，号求我，兴化府莆田县望江里人，明代廉吏，以忠廉爱民而着称。
　　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黄本清，有德才，母亲俞氏，也有懿行，乡里人都很敬重他们。黄琏天性颖敏，好学不倦，又受家庭教育的熏陶，从小体会民间的疾苦，立志以“忠、信、廉、谨”四字为座右铭，严以律己，故自号“求我”。
　　成化二年（1466年），黄琏登进士第，后“授南京户科给事中，专与南京户部属僚一员，提督磨勘天下版籍”。成化九年（1473年），“丁外艰，服阕”。改任南京礼科给事中。
　　在任上，黄琏为人处事讲求大节，不计较小过小怨，以天下事为己任，正色立朝。当时西厂太监汪直擅权乱政，勾结奸贼王越等人结党营私，屡兴大狱，陷害忠良，弹劾罢免正直公卿大臣达数十人之多，朝廷内外一时人人自危。西厂是明朝廷专设的特务机构，操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连在朝官员都惧怕三分。但黄琏不畏强权，愤然率科道诸贤能，冒险连上奏章，痛揭其奸，证据确凿。最终汪直、王越及其爪牙余党因声名狼藉而遭贬逐，为朝廷除去一大公害。
　　成化十七年（1481年），黄琏升任浙江布政使右参议，奉敕提督温州、处州等地银矿的开采。这采矿本是一个有油水的肥缺，可他从不从中渔利。史载，当时温州一带的银矿开采已近枯竭，“率输自民，以粮为差”；新矿有时一出，则被盗贼所窃据，群众又受其惊扰。黄琏知道这些情况后，不仅自己廉洁自律，一文不取，而且严以治下，吏治肃然，并亲“躬率兵击之，一鼓擒其渠魁，余党尽散”。
　　弘治五年（1492年），黄琏转任云南布政使右参议。任职期间，他雷励风行，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一方面革除久积弊政，抑制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如过去云南的属卫粮多为卫僚所包揽，输得不及时，黄琏严设禁限，违限者绳之以法。另一方面与民休养生息，积极扶助农桑，故深受当地官民拥戴。由于他政绩斐然，晋升为贵州参政。
　　弘治八年（1495年），黄琏再升任贵州右布政使，数月后，复转左布政使。弘治十二年（1499年），贵州普安州土判官隆畅之妻米鲁造反，朝廷命左副都御史、南京户部尚书王轼率兵“征剿”，黄琏总督后勤粮草，“处置有方，军前馈饷，赖以不乏”。弘治十五年（1502年）叛乱平定之后，正当朝廷准备论功行赏，“而（黄）琏以疾卒于官，年六十六”。
　　黄琏“天性淳实”，并且为人宽怀大量，特别能容他人之过。如在浙江任职时，因积功朝廷正准备提升他。可是，受到巡按御史张文不实之辞所阻挠而中止。但他并不介意，泰然处之。后来黄琏为贵州布政使，而张文因犯事被谪贬为他的属下。由于张文处事兢兢业业，黄琏也不计前嫌仍然善待他，同时还极力向朝廷推荐他的才干。此事被时人传为官场佳话。
　　他在外为官30余年，“居官所至以廉谨着称”，常常以“忠、信、廉、谨”四字自警。他对家乡民生事业尤为关心，当时，江口、望江一带水利不修，干旱频繁，严重缺水，给当地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黄琏回乡探母，目睹四邻农夫疾苦，感同身受。于是，就代表当地百姓亲上府城，告谕兴化郡守和莆田县令，积极出谋划策。府、县因此拨款发动民众开挖沟渠，从涵江援引木兰溪、延寿溪水灌溉望江里大片缺水地区。黄琏还亲临施工现场察看，并带头捐金倡募，从涵江金墩、铁灶、鲸山至鳌山，开挖几十里长河沟，使这里大片旱田变为肥沃富饶的良田。这些河沟宽10余米、深2—3米，既有利于蓄水，又能排涝。他又命人在入海处开陡门，管制水源。这些河沟和陡门至今还在发挥着其重要作用。
　　此外，佘埔至江口的古官道原为土路，每到雨季，泥泞难行。特别是从罗柄岭到顶佘铺、下佘铺，其间数里路全为陡斜的山坡地，前人在山坡间开辟出一条窄窄的土阶路，路两旁都是高陡的山坡，人在路中走，犹如在巷子里穿行，因此，这段路时称“巷道”。黄琏得知后，又带头捐俸倡修此道。全长10里古官道以三块长条石并排铺砌，
　　人称“三块石”，大大方便过往的行人。
　　后来，他又倡修南安陂的水利工程，开掘引水渠道，灌溉九里洋大片农田，使之旱涝保收。这些善举，有效缓解家乡生产生活之困，惠及子孙后代，百姓有口皆碑。
　　黄琏“居官三十余年，自奉俭约，卒之日，家无余财”。为褒扬他在家乡的功德，黄琏去世后，地方官府在佘铺官道上为他建造一座高高的进士坊，又在附近修建一座宏大的祠堂来纪念他，可惜的是这些建筑物今皆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