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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莆田文教四大特色
【发布日期:2015-11-07】 【来源:】 【阅读:次】【作者:林劲松】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教特色,宋代莆田文教有四大特色。
    首先,认真学习外地先进文化,精通尧舜禹之道是莆田文教一大特色,在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莆田文化本来较为落后。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一说:“陈置闽州,改丰州,以其地置莆田县属焉,寻废……唐武德五年(622),析南安别置丰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从622至959年337年,莆仙地区中进士者,唐进士科10人,五代,梁2人,共计12人。2012年,笔者曾经根据《游洋志》的记载,写了《唐代兴化县八进士》。二者加起来,也不过20人,太可怜了。
     960年宋朝建立后,莆田面貌焕然一新。拙作《庆历新政与兴化军三县教育的变化》说:“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涌现了以蔡襄为代表的一大批认真学习外地先进文化,精通尧舜禹之道的优秀人才。到了庆历二年,兴化军进士达到93人,过了四年,又有新科进士15人,上升到108人,仅仅经过86年就上了三位数,引人注目。
    在那时,莆田文教为什么兴了?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好读书。据历史记载,在后周时,赵匡胤虽是一员武将,却爱好读书,常手不释卷。他跟从周世宗平江淮(今淮河流域)时,有人向周世宗告密说,他用几辆车运载自己的私物,其中都是财宝。世宗派人去检查;车中却只有几千卷书籍。世宗问他: “你是武将,要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能多读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回答完全正确。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学的,在许多时候是从书本中学来的。赵匡胤之所以手不释卷,是因为他尝到了读书理论联系实际的甜头。这样的人,越是工作忙,越会挤时间学,把它们视为工具书。所以,赵匡胤行军,有时就要随带几车书籍,并且还把它们视为至宝。
    960年,宋朝建立,宋太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宋时郡守县令大都是学者,是典型的“以吏为师”时期。那时莆田人就拜他们为师,学习文化。据弘治志记载,段鹏是第一任兴化知军。太平兴国五年(980),由知兴化县事加著作佐郎,升兴化知军。下车教民以礼乐,导民以忠信,民化之。虽临郡亦感慕兴起。八年,转运使杨克让以游洋转输不便,请移治莆田县,从之。创始之初,庶务繁多,鹏独从容整暇,往往于农隙借助民力以为之。以都巡检廨为军治;建崇楼于军治之前,以鸣鼓角;迁都巡检廨于子城之西,以便巡警;建都监于军治之东,以提举兵马公事。鹏虽劳于使民,而民不怨。后世论创始者称段知军云。弘治志对段鹏的评价是:“以礼乐忠信教民,此孔门作用。鹏学未有所考,意者其读《儒行篇》而有得耶?太宗建军曰兴化军,而以鹏领之,得其人矣。”
    万事开头难,由于有了外因,第一任知军是个大学者,号称著作佐郎,好读书,莆田文献名邦也就这样兴了起来。试想,大宋319年,要是停留在唐的状态,进士寥寥无几,那么,莆田还会是什么文献名邦!?那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这叫做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教特色。宋太祖赵匡胤好读书,带动全国好读书,文化落后的莆田后来者居上,终于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文献名邦。
    其次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勇于亮剑,善于导航。据记载,蔡襄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在那时,东京朝中贤良受到打击,一个又一个被赶出京城,形势十分严峻。蔡襄远在西京任职,初生牛犊不怕虎,写诗批评错误倾向,向全国人民告急,介绍范仲淹等优秀人才,引起了许多人共鸣。出版家甚至于还把蔡襄的诗印刷出来,广为发行,让更多人来关心国家大事。后来,歪风邪气终于被一扫而光,宋仁宗最终请范仲淹等人去朝廷办事,庆历新政就这样开始了。
    蔡襄是这样,龚茂良也是这样。《宋史》说:“张浚视师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除监察御史。”去年年底,笔者在《龚茂良与宋孝宗》一文中说:“龚茂良的决策,宋孝宗仅仅采纳了一些,就大见效,加强战备,注意发展社会经济;对于谈判,不是妥协而是据理力争,到次年十二月十六日甚至于还颁布诏书,派遣王拚出使金国,到谈判桌上照章办事。《续资治通鉴》说:‘制曰:比遣王拚,远抵颖滨,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怜彼此之无辜,约叛亡之不遣,可使归正之人,咸起宁居之心……’比宋高宗时口气硬了。”这是宋时兴化即莆田人认真学习外地先进文化的两个奇迹,说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勇于亮剑,善于导航。
    三是言必行,行必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实干家精神。例如《宋史》的《龚茂良传》说,尝论大渊、觌奸回,至是又极言之,曰:“今积阴弗解,淫雨益甚,荧惑入斗,正当吴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释,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谕以“皆潜邸旧,非他近习比,且俱有文学,敢谏争,未尝预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谓李泌:‘人言卢杞奸邪,朕独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为奸邪也’。今大渊、觌所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颂其贤,此臣所以深忧!”疏入,不报,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辞不拜。除直秘阁、知建宁府。自以不为群小所容,请祠(辞),不允。上后知二人之奸,既逐于外,起茂良广东提刑,就知广州。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实干家人才难得。他们认识问题深刻,而且比其他人来得早。例如龚茂良要挖掉宋孝宗身边两颗定时炸弹,但是宋孝宗却没有觉悟,周围群臣也没有觉悟,他就要想方设法让他们觉悟起来。这是件不容易办的事情。宋时还可以,没有对他们实行严刑拷打。到了明朝就不行了,往往要有死的准备,因为那时实行廷杖,皇帝一时没有觉悟,奸臣趁机兴风作浪,颠倒是非,实行酷刑,林俊、黄巩等人就曾经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是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其四,传承木兰陂建设者无私奉献精神,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元丰五年(1082),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家没有花一文钱的高标准、高质量的莆田木兰陂竣工,显示出了王安石变法时代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首创精神。从此,木兰溪被管了起来,变得懂规矩,守纪律,叫她为南洋平原送水,她就往南洋送水。后来,多了一个任务,要她为北洋平原送水,她也乐意接受,照章办事,日日夜夜不停地忙碌工作,从来不知道有什么疲倦。所以,我们莆田人称她是母亲河,自觉学习她的无私奉献精神。
    “木兰春涨与江通,日日江潮送晓风。此水还应接鄞水,为谁流下海门东?”这就是宋人龚茂良的名篇《题木兰陂》。这是一首咏志诗,题在木兰书堂即郑耕老书堂。在这首诗里,作者歌颂木兰陂无私奉献精神,并表达了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之志。由于写得好,引起了许多人共鸣,一直流传至今。
    在历史上,许多人到了木兰陂,都成为了历史名人,不能不引起我们今天深思。在他们中间,有的造福一方,是地方的“财神爷”;有的让全国经济发展,是国家级的“财神爷”;有的攀登上了科学文化的高峰,是该时代的文化之神。龚茂良是宋朝后期国家级的“财神爷”和“文化之神”,二者兼得。所以,从宋代开始,传承木兰陂建设者无私奉献精神是莆田文教一大特色。
    综上所述,宋代莆田文教有四大特色,并且对后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认真学习外地先进文化,精通尧舜禹之道是莆田文教一大特色;其次是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勇于亮剑,善于导航;其三,言必行,行必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实干家精神;其四,传承木兰陂建设者无私奉献精神,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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