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贤是个报告文学的高手，他别着那杆生花妙笔，走遍了全国三分之二的省市自治区，诗人高洪波因此套用当年那首流行歌曲戏称他为“北方的狼”。
    年轻时的国贤是个诗人，以笔名“郑谷”写了一抽屉的诗稿，他的诗歌我未曾拜读，因而无从评述，不敢妄加议论。但他的《漂泊的家园》影响中国文坛的时候，一些向来不肯轻易赞扬人的文艺评论家阎纲、徐刚、何镇邦、何启治、田珍颖等，都开了口做了很高的评价。
    国贤为人成熟而不圆滑，没有架子，骨子里却颇有点恃才傲世，透彻出一股海边人独有的傲气或者说是一种自负。他经常玩弄手中的那杆生花妙笔，并不时地将笔角伸向中国城乡的角角落落。国贤的作品语言朴实流畅，富有乡土特色，同时蕴含着某种哲学气息，他把莆田人的开拓意识，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文化精神，在作品中表现得有声有色。
    国贤是个忙人，案头上还摆放着四部约稿的书集等待着他去写。但最近比较闲，我去采访他的时候，正好完成一部30集的电视剧本《蔡襄》，刚刚从遥远的大宋王朝回来，在他身上似乎还洇染着些许历史的烟尘。

采访人：晚报记者  郭清锋

被采访人：郑国贤，莆田市文联副主席、莆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艺术与文学是相通的

    记者：你创作的电视剧本《蔡襄》应该接近尾声了吧，你是以报告文学见长的，什么缘故让你去接手这个剧本创作？
    郑国贤：一个月前已全部完稿，共30集，48万字，这次没写书而直接进入电视剧本，导演可以马上拍的。剧本是我与福建省蔡襄学术研究会签约的，目前正在征求影视专家周长赋、姚文泰、詹金灿等省内一批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前一部分，他们早已看过，评价还是高的。
    至于为何接手剧本创作，说白了一点，就是剧本的稿费比报告文学的要高。我觉得所有的艺术与文学都是相通的，作家通过各种表达方式，都可以表达出一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剧本和报告文学也是如此，写好报告文学，同样也能写好剧本。
    记者：剧本创作会不会让你改变自己写下的那句话：“福建报告文学领地最后的守望者”？或者说，有一天你也会退出报告文学这块领域？
    郑国贤：不会。这次福建省第六届百花文艺奖评选，送去的长篇小说19篇，报告文学也是19篇。福建文学界实力最强的，应该算是那些写小说的作家。其实，这些知名作家中有许多人都曾写过报告文学，比如北北写过长篇报告文学《冲天而起》，赖妙宽写过长篇报告文学《忠诚》，杨少衡主席也写过援藏的报告文学《天河与旗》等等。现在福建的报告文学队伍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一领域有优势，这次百花奖我的报告文学《红与蓝》虽然只得了个三等奖，但好像没有别人的报告文学排在前面。
    前不久，作家陈章汉推荐我去写他老家江口和福清交界地的陈氏祖先《新厝三昆仲》，他给族人说，郑国贤对江口新厝到莆田一带的地方文化有一定的研究和感情，会写得更到位。章汉自己也是写报告文学的，他叫我来写，这让我虚荣心很受用，基于此，我会守住这块领地的。况且，我现在身体很好（相对于同龄作家而言），还跑得动，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的。

创作应该客观现实一点

    记者：你最早开始创作是什么时候？听说你早年习诗，以笔名“郑谷”写了一抽屉的诗稿，后来为何又放弃了呢？
    郑国贤：我读中学高一的时候开始写诗的。记得有一首还发表在莆田地区地震台办的刊物《红哨兵》上，那是1974年的事了。年轻时写点诗歌对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好处，比如诗歌对语言的讲究，遣词造句，以及培养作者对社会的独立审美价值能力的提升等。
    我的诗歌创作一直持续到在忠门当副镇长时。后来调到湄洲日报一年后，就没写了。那时感觉到自己都30岁了，搞文学创作应该客观现实一点。诗歌和散文都太单薄了，写小说吧，莆田很多地域内容又很难用普通话语言表达。八十年代，莆仙戏很红火，我也曾想过要去当一名剧作家。但当时现实是，莆田的剧作家阵容非常强大，在全国都很有名气，可谓前无古人。五名剧作家是五座大山挡在我面前，四名国家级的，一名还是世界级的，我想往后一百年里，莆田甚至福建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戏剧家了。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改写报告文学，事实证明我走的路是正确的。
    记者：09年，《文学报》10版纪实专版转载了你的《红与蓝》，当时你是什么感觉？
    郑国贤：国内知名度高声誉也好的《文学报》能够转载，当然还是挺高兴的。《红与蓝》写得挺认真的，这次拿了福建省百花奖和福建省文学奖两个奖项。公安部对福建边防部队去海地维和很重视，稿件一出来就派人去我家看，记得当时那个去海地维和的大队长看完稿件后对我说，我都可以当他们的政委了，写得很多事情连他这个大队长都不知道。书本来计划是要拍电视剧的，但运气不好，央视那时刚刚推出类似题材的《维和警察》。
    欣慰的是，被我写到书里的人物，至今还记得我，一位惠安的前不久结婚了，给我发来喜帖；一位忘了哪里的，孩子满月还特地寄来红蛋；还有一位转业去海关的，每月都给我发好看的信息。

作品只有关注老百姓才有生命力

    记者：你从长篇报告文学《漂泊的家园》一炮打红后，接着又出版了《朗县报告》《兰溪鼓韵》《林兰英院士》《红与蓝》等多部书，你觉得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
    郑国贤：《漂泊的家园》。原因有两个，一是很多领导都来找我要这本书，二是两所大学研究地域文化和地域经济的研究生也找上门来要这本书。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两本了。我曾经查了一下网络，网上旧书店里有卖我的另外几本书，唯独不见《漂泊的家园》，只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网站上还有一个封面挂在那里。
    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作家更应如此，作家不关心人民，人民就不理睬作家，只有关心老百姓这个“天空”了，作品才有生命力，读者才会真正喜欢，去买你的书。我的作品《漂泊的家园》就是真正关心老百姓的书。写它的时候，我才30多岁，精力旺盛，每周在《湄洲日报》专栏上发表两篇，大约四千字，一连写了一年零两个月才完成这本书。99年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时，首都文学界有50多名专家出席，加上各大媒体记者总共有100多人到场。大家对这部歌颂改革开放的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会议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时代气息的农民漂泊史、创业史，作品紧扣时代脉搏，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半个世纪的难题——农民与贫困，颂扬了当代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不平凡的业绩。
    其实，我的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林兰英院士》发行量最大，有2万册左右，进了多个权威排行榜。但我还是喜欢这部《漂泊的家园》，收入书中的22名主人公，现在资产超亿元的富翁最少5-6人，几十亿元的都有。
    记者：从一名新闻战线上的知名编辑记者转变成市文联专职副主席，除了工资和行政级别的提升外，这几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郑国贤：（笑）级别上升了，但工资却降了100元。几任领导都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叫我少做工作，多创作。因此，我才有大量的时间写作。至于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认识和接触了大量文艺界的专家学者。这些年我全国各地跑，全国三分之二的省市都跑遍了。走万里路，不单是为了路途上的风景，而是路上遇见的各种人，各种人对自身境界和见识的提升起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一个作家做到“胸襟宽广，视野广阔”了，“胸有成竹（人）”了，才能写出上档次、上水平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