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百姓在过年过节时,总喜欢在门前挂出一对红灯,以示喜庆和吉祥。这个风俗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据说都已沿袭了几千年,由此可见华夏民族对红灯是情有独钟的。 我对红灯也一向怀有好感。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只要看见自己家门前挂起了红灯,就知道要过年、过节了;不用说,放开肚皮吃一顿鱼呀肉呀是没问题的。遇到大人们慷慨时,还能多给一些零花钱去戏台前逛逛;夜间回来,走过各家门口,都可以享受到红灯丰盈的光照,即使是在阴霾、冷雨天里,若隐若现的红灯也能给人一种鲜活、温暖的感觉。长大以后,懂了些事,更觉得红灯能渲染一种亲切、和谐的气氛,连站在灯下说话的人,话语中也少了平时的那份窘迫,只有笑颦相对,诚挚友爱。有些胆大的人往往趁这个机会去约会情人,别人发现了也不会说闲话,全都显得宽容、自在又安然。再后来,参加过一些灯节,觉得红灯不但能体现人的喜气、热情,也能表达人对幸福、圆满的一种追求,所以每次回乡过年,别的事我一概不管,但挂红灯我是一定要亲自动手的。也许由于大家日子都好过了,我发现各家的红灯也越挂越高了。站在村里,看晚晴中亮起的一盏盏红灯,觉得像一串串最早熟的果子,夺目得叫人屏息。入夜,淡烟轻绕,光影摇曳,红灯渗出的光线,融融的,柔柔的,绵延漫溢,把楼房、村廓点缀得错落有致;清风吹过,飞红点点,更衬出一片嫣然的风韵,多看几眼,不知能消了心中多少积诟尘俗。 红灯高挂之日,也是人间种种故事衍生之时。古往今来,在红灯下闪烁而过的活剧,已多得令人无法细数;虽说,其中也有不少像泡沫一样荒谬、迅忽、短暂的人与事,一下就旋生旋灭了,但留下的一些,却也让人凝睇扪心,思之再三。聪明的文人,总是捕捉了这些时刻和情状,以游龙舞凤之文笔,演绎出种种荡气回肠的世态和人生;其中诸多剧目和著作,至今仍流传不衰。 话说回来,红灯确是中国人在良辰美景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装点。有史以来,它就在充分的文化意义上增强人生的快乐和希翼,并且特具一种诗意、风韵和美感。试看如今高楼大厦,霓虹灯固然万千明媚、迷人眼目,但逢到节日,还是垂挂出的红灯最能令人精神为之一爽。而在乡村,没有红灯几乎就构不成节日。因此,钟爱红灯已成了村民的一种天性,红灯也成了村民活泼生命力张扬的象征。我的老家有一个邻居老太太,快到八十岁的年龄了,双眼像洪水一样浑浊而苍茫。去年,她的儿孙们盖起了一幢新楼,竣工那天自然要在门口挂起两盏红灯。当晚,她家设宴招待帮过忙的亲朋好友。席间,大家举杯向老太太祝贺时,老太太端着酒杯却说了一句:“咦?不对呀!”大家一怔,问老太太什么不对,老太太不回答,只唤来她的孙子问道:“门口的红灯怎么不亮了?”孙子出去一看,跑回来说:“红灯里的灯泡坏了,我爸正换呢。”大家听了啧啧叫奇,问老太太:“你怎么知道外面红灯不亮呢?”老太太笑道:“红灯一亮,我眼虽看不清,但心里却暖暖的;灯一灭,我心里就有点冷飕飕,所以才向你们问话。”你看,老太太对红灯的感应,是如此出神入化,难怪当时在场的人听了,都纷纷发出感慨。 事实上,乡村的人对红灯素来怀有一种崇敬的心情,比如上街买灯,回来时都要用小扁担挑着;挑回来后,也要小心地置放在高处,防止有人从灯上跨过。挂灯时,连竹梯也要事先扫得干干净净,而负责挂灯的人,一双手要洗了又洗,这才准许提灯上梯。挂好了,照例要放一串鞭炮。后来因为要防火,不让放鞭炮,挂好灯就唱喏一声“好呀”才算完事。到了正月里,虽说各种宫灯、纱灯、百花灯一起出笼,但唱主角的仍然是红灯。一般说,看戏、听乐、观舞、清吹、婚宴这些场面,都要有红灯压阵才行;因此,红灯几乎成了乡村人欢乐的象征、最美的景致。特别是正月十五的这天晚上,在我的故乡莆田还有一个传统节目,叫做“圈灯”,即每户出一个人,男女均可,自带一双红灯到晒谷场集中后,再浩浩荡荡从村里出发到田野绕一圈回来,祈求五谷丰登。其时,天上星月闪闪,地上红灯灼灼,辉光相映,璀璨缤纷,看得人眼花缭乱,一时连天上人间都分不清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