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缓缓离开跑道,但张建耀依然不愿向身下的这座城市道别。一年中出差的时光并不在少数,虽然所到之处都是短暂停留走马观花,但在祖国偌大的版图中,却难有第二座城市能像海口般令他心生流连。那日参观五公祠,当看到里面有关海南省各姓始祖的介绍时,近八成是迁自福建莆田的史实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后,在祠内的一处拜亭中,一通名为《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的石碑,亦令他联想起另一通保存在其故乡莆田三清殿内的同名石碑。昔年宋徽宗崇尚道教,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全国大兴土木修建道观,又御书此碑文并命天下勒石临摹;而今千秋既过,遗留在莆田与海口的这两方石碑就成了仅存的国宝。对张建耀来说,无论是迁徙还是石碑,单是“莆田”这个词背后的关联与巧合,就已令这位远在他乡的游子对海口产生了“第二故园”的感觉。海滨、沙滩、风土、民情,这里的种种,都似是从家乡这棵大树伸出的枝枝蔓蔓,令其心生敬畏。 事实上,这里与莆田的深厚渊源绝不是一出孤例。飞机越过琼州海峡,在隔水相望的雷州半岛上,同样保留着莆阳先民的薪传。当地居民世代与海为邻,家住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海旺自然村的许苑玲,其村里就族聚着莆田的许氏后人;如今她移居广州,每逢回家探亲,路上总能看到名字里带有“海”、“港”、“盐”等显着地理标签的村庄。特定的生活半径,使得妈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共同的保护神。这一区域的妈祖庙、天后宫等建筑不计其数,位于雷州市区夏江巷的夏江天后宫,便是大名鼎鼎的雷城妈祖庙,其大门楹联这么写道:“闽海恩波流粤土,雷阳德泽接莆田”。一流一接之间,千百年来静止的光阴,仿佛又重启了剧烈的激荡…… 早在唐代初期,统领兵马镇守福建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就是从仙游出发,一路南下,开始了开漳之役。是时,莆田县屡立屡废,而距离太平军的设置尚遥遥无期,陈氏父子在此间的短暂停留,自然不能视作移民。直到进入两宋,行政区划的确立、农耕经济的发展加之科举文化的蓬勃,使莆田一度成为闽中重邑,随之而来的人口与土地供需、海丝之路的延伸以及文化外扩的诉求等诸多因素,则让这里的移民潮呼之欲出。 历史上莆田的对外移民大致有三种形态:一是官员上任落籍外地,这些官员吏治一方,既是莆田科甲鼎盛的缩影,亦将故里先进的文化毫无保留地加以传播;二是远走他乡躲避战乱,在宋、元、明、清四朝,因民族矛盾而引发的对抗在这里从未停歇,百姓背井离乡,有的只为求一己安宁,也有的则退避三舍以图东山再起;三是随潮南下贸易经商,丰富的特产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共振下,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莆田这一弹丸之地也相应地成为了早期的“经济总部”。对照三种形态,我们还不难找到两次移民高峰。南宋末年,蒙古大将唆都、百家奴父子挥师东南,沿海数府尽数倒戈,唯莆田在陈瓒、陈文龙叔侄的坚守下苦苦维系;后城破兵败,陈家几近灭门,幸运逃出的后人则继续带领乡众辗转至漳州、潮州等地,拥护最后的一丝龙脉。在潮州莆籍知府马发的有力调度下,蒙古军兵临城下却久攻不克,只得转战他处;次年,蒙古人卷土重来,凭借来自广州、漳州的双向夹击,潮州城破,马发满门惨遭杀戮,莆阳先民只得远渡琼州,却依然难以挽回崖山的败局。而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未过百年,到了明代,由于连年征战,广东数地人口锐减,于是朝廷下令移民招垦,莆田则又再度成为了著名的中转地。 这千家万户的迁徙奔走,带走的唯有一击即碎的回忆以及前路未卜的宿命,却留下亘古不息的潮汐。当年的莆田人,多汇聚于粤东、粤西四府——潮州府(今潮州、汕头、揭阳三市)、高州府(今高州、吴川、电白、化州、廉江等地)、雷州府(今湛江、雷州、遂溪、徐闻等地)和琼州府(今海南省),与广东中部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大城市相比,她们中的外来人口相对较少,因为也更完整地保留了最原始的民系。在上述地区,几乎每个地方至今都还流传着“先祖迁自莆田”、“潮汕人莆田祖”等说法,虽然时光荏苒,作为其祖居地的莆田“甘蔗园”、“珠玑巷”、“坎头村”等地名早已沦为一个个遥远的精神符号模糊难辩,但今人仍可从中轻易触摸到血浓于水的深情。 首先是地理相似。古人以“阴”、“阳”划分方向:山北水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莆田因地处湄洲湾之北,故有“莆阳”的称谓。其后,移民潮沿着海岸线出发,择取的定居点也多在海湾之北,如潮州府的海阳、潮阳、揭阳三县(今潮州、汕头、揭阳三市)及雷阳(今雷州市)等,他们甚至还将家乡的村名带到远方,为乡愁留下最后的一点念想。 其次是语言相通。若按地理位置区分,今天的广东省大致可划为四大语系:广府话(粤语)、客家话、潮汕话和黎话(又称海话、雷州话等),从语言分布亦可清晰地区别当地的民系。其中,潮汕话和黎话都是闽语的分支,它们的使用者们分别来自拥有着最多莆田移民的潮汕大地和雷州半岛上,尽管历经千百年的磨合与渐变,今天的莆田人仍能用自己的语言与之进行日常对话。 最后是民风相近。在科技落后的时代,人们常将对生活的憧憬寄托在神明身上,因此随莆人一道南迁的,还有本地的各种神只,最著名的当属妈祖,纷繁热烈的民间崇拜也一直延续至今。再者,莆田向有“家贫子读书”的祖训,远徙过程中,尚儒的风气亦从未泯灭。在广东省历代的九位文状元中,就有潮州林大钦及吴川林召棠两人皆祖籍莆田,他们一东一西,在岭南继续弘扬着莆阳文脉。 从莆田到潮汕再到琼州海峡,作为三者的中点,潮汕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潮汕人,以其勇于闯荡、在外经商的特质,享有着与莆田人相同的“东方犹太”的赞誉。除了地理、语言和民风外,在潮汕人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与莆田文脉、神脉、艺脉和商脉等四脉的进一步重叠。 在潮州市湘桥区的潮州老城里,有一条长近两公里的牌坊街,街上共立有22座重修的古牌坊,坊上所刻的人名,都曾是潮州文脉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如今,在街道两旁骑楼群的衬托下,它们显得愈发古朴。在这片国字号的历史文化街区周围,还坐落有广济桥、己略黄公祠、许驸马府、老城古民居群、开元寺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开元寺与广济门城楼下的天后宫遥相呼应,共同守护着这一方沃土。诸多古建筑中,潮汕民居“四点金”、“驷马拉车”、“下山虎”、“百鸟朝凤”等样式,以其丰富多变的形态,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内部的装饰——潮州金漆木雕,更是与东阳浮雕、乐清黄杨木雕以及福建龙眼木雕并称“中国四大木雕”。 “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两只铁牛一只溜”,潮州人口口相传的这支民谣,说的是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它又称湘子桥,集梁桥、浮桥和拱桥于一身,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中绝无仅有的巅峰之作,与泉州洛阳桥、赵县赵州桥、北京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在大桥另一端,是潮州的笔架山,唐宋时期,周围瓷窑密布,各种各样的瓷制品,孕育了最初的潮商。如今,瓷都潮州的陶瓷仍在大量生产并输出,但这里的产业结构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今天的潮州人,更多的是在外经营餐饮、批发和零售业,从这里走出的企业家李嘉诚,更是一度蝉联亚洲首富的宝座。 入夜时分,潮州人会沿着东门外的韩江大堤一路步行,跳一会广场舞,看老人钓鱼,或是径直踱入城中,到水平路上的老彬蚝烙店里点上一盘蚝烙和一碗牛肉丸。这样的慢节奏,即使是在相邻的揭阳或经济特区汕头,也都能找到遍地的投影。毕业于韩山师范学院地理专业的邹慧,虽家住揭阳,但毕业后选择了留在潮州。在她看来,潮州就是揭阳,揭阳也是潮州,行政上的阻隔并不能剪切民间的关联。她说,在揭阳,也有着这么一片老城,城隍庙、学宫、进贤门、武庙、天后宫,那里的一切和潮州都是如此相似,那里的人们也都钟情于细腻而讲究的饮食:肠粉、蚝烙、老药桔、老香黄、糖葱、牛肉丸……这些先后闪现于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的食谱,分明漾起了她脸上自豪的涟漪。 更晚的时候,午夜十一点钟刚过,潮州新桥路边的大小店铺还迟迟不见打烊,沿街却早已摆开了各种大排档。现年43岁的陈得禄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拉完上一单生意后,他暂别座垫,坐到一家粥摊里点了一份鱼粥,并嘱咐老板多放点生姜。见同桌是外地游客,他便边吃边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潮州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一个人与其故乡、祖居地的关系显得愈发明朗,从他的身上,分明可以窥探出莆阳先民的清晰轮廓—— 那是一种白手起家的勇气,一个人远离故土,并非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他所要面对的是无数的未知与恐惧;而后,他需要有筚路蓝缕的勤奋,从莆田人南下垦荒僻壤,到潮汕人沉浮商海,成功的背后总是一串串坚实的脚印;而当异乡人生地陌,他们又必须抱团互助,以团结夯下立足的基石。在这过程中,对给予帮助的人常怀感恩之心,类似于莆田人之于妈祖,潮汕人之于韩愈。当年,韩昌黎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满腔的惆怅,并未使他在随即到来的潮州刺史任上意志消沉,相反,在仅八个月的任期中,他办学校、兴水利、除民瘼,以至后来的潮州百姓将当地的山水都改姓了“韩”,这份纪念也成为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最后,功成名就时不忘回报桑梓。那道轮廓,其实无非四个字——善始善终。 潮汐无言,时光犹在。因为这历史深处的激流,从一颗参天大树上伸出的枝枝叶叶,将彼此交汇,重新聚拢,覆盖住更为广袤的沃土。曾经的苦难与辉煌、理想与背叛、坚持与放弃、生老与病死,都会因为这一刻而获得崭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