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学术论文合辑，由张艺曦博士主编，研究的是16至18世纪的东亚文人社集，大致历史时期为明中晚期及清初。该书最早于2020年12月在中国台湾出版，2022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录到“大学问”品牌丛书中出版。

  全书重点围绕社集与城市空间、地方家族、身份阶层、方伎、经学与科举考试等，从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书画、医学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此外，还研究了当时的日本、越南的文人社集，所以可视为明清史学研究中的东亚视角。

  社集，主要指一群志气相投的人，受某种思潮影响，为共同的目标或者爱好而聚集在一起，可追溯到魏晋时期。而结社，则是组织团体，始于中唐，盛于明代。书中所说的“结社”特指文人社集，脱胎于古代传统文人偶发的吟咏诗文、切磋学问的“雅集”，有固定性、规范性。

  结社的灵魂三问

  为何结社？该问可视为“首问”，应是对文人社集旨趣的探讨。传统印象中，吟咏诗文、学问切磋等学术活动和风雅之举才是结社的应有之义。然而明清的结社并不如此简单，比如晚明的合辙社是为研讨经义、备考科举所设立；同时期的日本结社则是普通读书人追求学问、建立人脉和提升身份地位的途径。同一地的社集也会变化，比如扬州崇祯年间的直社和清初的丁酉诗社、夏声社，前者旨在确立“正确的”学术、移风易俗，后者不再关心古文化而转向“力振秦风”。

  谁来结社，这是结社研究的必由之问。传统的古代结社研究往往紧盯声名卓著的文人士大夫，如，研究明代复社，必离不开“娄东二张”张溥和张采。他们不仅主张文学创作应“务为有用”，还参与时政。两人还因驱逐魏忠贤义儿顾谦于昆山，故郡人集资为之立碑刻石“天下咸重天如”。

  明代，除了南京、苏州等文化中心城市外的地方州县亦存在各类社集。如，漳州的霞中社组织者张燮邀请了福建南路参将施德政等，欲以军政要员制衡万历年间的税珰高寀的横征暴敛；衢州倚云社组织者方应祥则提倡科举制艺写作，提出制艺亦当文以载道、传达圣贤精神；温州受江南山人文化影响而结社，实则以文化资本博取地方政治资本和社会控制话语权。

  如何结社，亦为一大课题。明朝期间，有的因科举制度而将文人社集向高级城市集中，如衢州倚云社、杭州小筑社；有的将生活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郊或坊市并兴建园林，如温州山人集社，他们的本质是区域流动性不足状态下的地方社交圈层活动；有的还出现激情场景，将政治、军事作为社会议题焦点进而集结为特定政治阵营，同时又从侧面反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繁荣感。到了清初，结社集会因文化冲突而受到一定限制，渐渐改为了“文酒会”，实则是为延续儒家经世观念而保留罢了。

  古人结社常相遇

  书籍的目录和《导言》部分，给读者提供了探究“社集”的另一条脉络：与社会背景、流行文化相结合，剖析社集与社会发展、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例如，明中晚期的三股流行文化促成不同主题的社集：诗文社集、心学讲会、制艺文社。

  诗文社集，以前后七子为首提出文学复古，即依照“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原则，临摹古诗词，降低了写作门槛，也吸引了一定有文化基础的布衣参与；心学讲会，以阳明心学为主题，重在推广心学，让布衣、处士、农工商贾都能参与讲学，呈现阶级下行倾向；制艺文社，重点是针对不懂诗与心学的人，讲“八股文”写作技巧，以江南复社和江西豫章社为主，形成新文体。三种社集，虽然主题不同，但社集个体中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

  除了主题不同外，社集的地域分布研究也颇为有趣，间接也反映出城市等级，以及社集对城市的影响。例如，南京是明代两京制下的首都，是全国文化中心，因此以复古主题社集汇聚为主；前述的福建漳州霞中社，与矿税有关，某种意义上呈现一定政治使命，即助力地方的斗争；衢州制艺文社、温州诗社，更多的是文人的自我认同觉醒和山人文化崛起所致。

  社集还与地方家族有所关联，例如，安徽桐城的社集因名人、家族而兴，他们当中涌现出了方以致、陈子龙、李雯等名人，人才高度集中，世家大族较多，演化出泽社、永社、云龙社等，这些也都是现今桐城派的前身。此外，还有些社集仅仅依托当地名门望族建社，成员来源较广，渐渐在社集建设中产生自我文化。

  社集自然离不开兴趣爱好，例如，清初的书画鉴赏会，社员以朝廷官员为主，他们虽身在朝堂但空有忧国忧民之心，心有余而力不足，却以沉迷鉴赏字画来逃避现实；诗画社、诗书社、医学社等兴起，主要是士人因不受待见而以兴趣相聚。

  古之“结社”除了上述的“集聚力量”谋利某一领域成就外，还不得不提到“朋党”一词。结社如果只是纯粹的诗文交流、研习经典，那不过是文艺社团，一旦和带上某种特殊目的便可能异化为“朋党”。比如，明代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后来诸多官僚士人加入谈论国事，演变成了“东林党”。清初雍正看到党争的诸多危害，便下令严禁结党营私。

  当代结社的艺术

  初触“结社”一词颇喜，不似“搭子”“围炉”等现代语境，便欣然以为当代阅读爱好者秉承古人之志，又时常做着“书与人相遇”或“以书的名义聚会”之举，是一大快事。然而，读罢细细思考，不尽骇然：理想中的阅读“结社”不应是带着某种信仰或某种主义的“结社”才对。

  的确，人类开始从群居变为独居之后，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时常涌现，便不知不觉在生活中烙下痕迹。人的社会属性使得“结社”也演变为人性的“必需品”，人们可以借助阅读、写作、演讲进行交流。

  阅读的真谛是组队形成习惯，其聚会形式是多彩的，有流动性的；写作可以打破地域或时间，或用简洁的语言，或用精彩的描述，传递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演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交流和思想碰撞，而不仅仅是分享，是传授、布道或洗脑。

  当代人的阅读“结社”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需要领读者，他们既有把书读厚、论证观点的能力，也有把书读薄、归纳精华的能力与智慧；我们需要交流和组织的机制，散为星点，聚能成火，发动带动更多的人来重视阅读；我们需要接力者、传承者，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即使人们都能把看似奢侈品的书籍变成生活必需品，能不能钻进去、沉下去、跳出来、用活来，《结社的艺术》中的古人范例已给出许多借鉴参考，但如何让“结社”纯粹地流行起来、坚持下去，或者更值得思考、实践与探索。